生命至上,远离“道德直觉”

我的记忆清晰地记得本世纪初的一个晚上,我从朋友家出来正往家走,突然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他惊恐且兴奋地告我说,有两架飞机撞击了美国世贸双塔。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然后是欣喜若狂。

彼时我反美。

在此之前,有一天我闻悉美国飞机炸了我南斯拉夫使馆,我国同胞有牺牲者,我怒了,与几位作家一道主动去了美国使馆示威抗议。我还准备了一个军包,里面装满了石头,在经过美使馆时,我也确实怒不可遏地往使馆玻璃上扔了几块石子。有警察见状向我冲来,像要抓我,几名作家挺身而出拦住了警察,保护了我。

那时我反美。

911事件后,我的网名也由酷客改成了拉尔登,以示对拉登的声援与支持。

这时我仍然反美。

很多年过去了之后,我开始了追悔莫及,当夜深人静时,我时常会问自己:为什么,在911事件之消息传来的第一时间,我瞬间做出的不假思索的直觉反应竟然会是——欣喜若狂?

究竟是什么,竟让我严重忽视了那么多无辜的受难者,视他们为无足轻重甚而视而不见,而让自己的“道德直觉”直接服从了某种概念下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在我那一刻发生的“道德直觉”,生命的至上性泯灭了,以致消失殆尽,惟存的是“意识形态”和仇恨。而且我的此一反应,竟与恐怖分子们在知晓了袭击的发生后的反应一般无二。

我的这种无视生命存在之至高至尊的“道德直觉”是怎么被“养育”成的呢,并成为了我所不自知的潜在的支配了我意识的“直觉反应”?

必须承认,我们是在一个培养仇恨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社会的舆论场与播散的空气始终弥漫着各种涉关仇恨的灰尘与颗粒,以致我们会莫名奇妙地去仇恨一个其实与己无关甚至根本不了解的“他者”,也无形中让我们彼此亲在相处的环境,亦异化为“互害”关系。

究竟是什么,塑造了我们如此这般的畸形心理与人格?

我们必须在心里去追问和反思。我深知我们身患的心理与精神之疾病,只有靠我们自己去治愈与救赎。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上帝是你自己。

当前天,新西兰惨剧发生的那一时刻,我发现我的第一反应除了震惊之外,乃是心里有痛——为无辜的穆斯林死难者而痛时,我知道,这些年来我的自我追问、反思与救赎,终于有了些微的回响,我开始关心生命本身了。但我依然无法饶恕我在911事件发生时我的“道德直觉”。

这两天,见了许多关于这次新西兰白人屠夫杀人的各种议论,最让我震惊不已的是,竟有许多人为杀人者辨白,力陈其行为的正当性。

我无语了。

我在这些年里,每当看到伊斯兰恐怖分子杀了白人后那种变态的狂喜,我会有一种悲愤的无语;当今天,我又见到我的同胞知悉白人杀人时的那种“快感”,我在悲愤中又多了一丝无奈。

我无语了。

仇恨将像野草一般地蔓延下去了,无法预测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

我只有悲观。

对于穆斯林,我既无好感也无恶感,但对其中的极端分子恐怖主义者我则深恶痛绝。

穆斯林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它存在着即是其所是,我们无法从地球上抹去他们的存在。况且,我们亦并非是他们其中的一分子,以致可以深度的感同身受的了解他们何以这样(区别于我们),而非那样(像我们或欧洲人那样)。

这么庞大一族群,原本甚至不属于同一民族,后皈归了真主成了一个以“穆斯林”(兄弟)彼此认同的民族,为什么竟会拜伏在在我们看来极其野蛮甚至残忍的宗教下而且彻底臣服呢?

为什么?这于我们更像一个谜。说真的,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我们所谓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新闻和足以构成媒体关注热点的事件而发生的。这些“了解”或许是这一族群的某一侧影,但肯定不会全面。全面的是他们与我们一样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

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不思变革固步自封,拒绝文明的进化?当然这都是悬念,我们无法解答。

但现实的问题是,他们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生活在西方世界,以人道与法律之名他们也理应得到尊重而非歧视或驱逐——至于难民,我也主张谨慎“引进”,因为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且已造成白人心理的动荡与不安(而且我也相信,有一天华人居住者多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引发白人的抵触与不安,这一天不会太远)——既然欧美多种族共存(当然白人为主)已是既成事实,那么白人甚嚣尘上的恐穆论与妖魔化穆斯林最终能让穆斯林从白人土地上消失吗?

若不能,这些偏见造成的唯一后果乃是种族仇恨的加深,造成族群间的彻底分裂,其结果不是逼着走投无路的穆族人走向极端吗?

文|王斌,微信公众号:思者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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