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血腥土改亲历记

 

一九四七年寒假,我们学生被编成小组,参加土改工作,给农村居民定阶级成分。土改分为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和发土地证。

第一阶段是土地调查,分为三个步骤:丈量、画图、计算。东北地区的土地计量比较特殊:松花江北每亩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则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来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亩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刚好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亩,十五亩即一万平方米为一顷。江北一亩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亩。丈量土地的工具“弓”,像个大圆规,约一米五高,两腿间距五市尺。人握住弓的上端,用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边走边丈量,很方便。我所在的工作队,刚好负责我家所在的乡。乡政府设在寇家屯,管辖附近四屯。其中一个叫双庙子屯,我家的五十多垧地就在这个屯。我要亲自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给农民。

第二阶段是土地评级。用弓丈量过的地块,要画出地块图,算出地块亩数,然后由贫农团的人根据土壤状况评出每块地的等级,共分四个等级。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我做得很出色,农会的人对我极为满意。几个月后暴行来临时,我既未受皮肉之苦,更没有被打死。

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划定农户的阶级成分。由贫农团逐家评定阶级成分,我做笔录。我家依靠地租生活,被定为地主成分。

第四阶段是挖财宝。怎么挖?先挖人——毒打地主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然后是挖地——掘地五尺。毒打地主的方法是把他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就像在跳芭蕾舞,晃来晃去。毒打其子女的方法是扒光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抽。此法非常有效,绝大部分地主立即把藏财宝的地点招供了出来。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地背着套筒子(旧步枪,俗称烧火棍),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聚敛的财物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等,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存放在农会的房间里,由民兵看守。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当时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简言之,挖浮财的手段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一天夜里,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工作出色。他们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伴着皮带声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供出财宝。劈啪劈啪抽打了一会儿,农会的头儿说话了:“行啦!别打了。他家是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净身出户,就是仅穿着当时的衣服被赶出家门,此后你的家就不是你的了。

五六天之后就进入了第五阶段,即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真正是夺人心魄,血腥残暴。

我家净身出户后,一家四口人栖身在富农金凤鸣家的一个小棚子里。金的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她金三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已经深夜了,金三姐轻轻地敲开我家屋门,没头没脑、慌慌张张地悄声告诉我妈说:“老姨,他们定下了!”“定下什么啦?”我妈妈反问她。“他们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寇在国民党时期任过村长。

“啊?什么?打死?”妈妈惊异得不知所措,声音都变了。这时父亲还响着鼾声。事情过了五十八年,如今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可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金三姐的伤感语气,这一切相互交织,仍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惊魂不定,我睡意全消。

金三姐说:“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说县里的什么头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都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点着什么几几豆正(阶级斗争)的火。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明天打死寇玉铭和冯天禄,一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雇农,有点文化)插话说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了,说这是县里树吉(书记)定的。别的人就不再敢说什么了。”金三姐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的小棚子。

我脑子一片空白,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父亲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最后自信地说:“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已经六十五岁了。“可是金三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句话。“定了什么?”父亲问。“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共产党也得讲法律。”这句话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我心底的铅块似乎轻一些了。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共产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如何解释几个月前我们家的净身出户呢?

次日早上,我站在村中的大道边往西望,见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不一会儿,两个民兵进院了,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两个民兵不由分说把我父亲架上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转眼间我们被拉到了三华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寇家屯。屯东头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血肉模糊,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了一样,断了的肋骨杵在外面。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其中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如此凄怆血腥的场面,那个民兵竟能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生难忘!野兽并不可怕,人兽才可怕!我预感到父亲要被打死。进乡政府大院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十几个地主家属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已被血水染成红色,抽打时粘下来的皮肉碎屑腻住它们的全部纹络。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一级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历史上可曾有这样的先例?

进屋后我被推上炕。那些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充血,叫道:“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地主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撕人心肺。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接着就是暴尸田野。傍晚,妈妈找一个破柜来收尸。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在松花江北的广大地区,土改运动中的兽性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被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被打死一人,自杀一人,南小城子屯邢家被打死两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不论用什么方式把这些人弄死,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无需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被打死的地主占多大比例?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据专家估计,土改杀害了3-5百万人。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也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卖日用杂品的小铺子,掌柜的叫马少波,挨了打,游了街,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几十个烟蒂——他是多么不愿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可那时候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二站镇仅有的两个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坊),停办了。所有受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凡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都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土改运动中流血斗争阶段,还有一个花样,叫串联斗争。一个区的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农会干部钟义来敲门。“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看到我母亲,他接着说:“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事后听说,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都在农会朋友的暗助下躲了过去。

血腥恐怖事件之后就进入了第六阶段——分浮财。分浮财有个原则:不平均分。农会给贫雇农定了等级,给浮财定了价钱,每家贫雇农应该分到的钱数我也都计算出来了。瓜分胜利果实那一天,贫雇农早早来到乡政府大院等着分东西。胜利果实摆得满满一大院子。一整天院子里都是人声鼎沸,笑语喧哗。

现在要进入第七阶段——分土地了。政策是全行政乡土地打乱平分。寇家屯乡平均每人九亩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则是每人数量平均,质量不平均。所谓质量不平均,就是最穷的雇农要分给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穷的分给次等的,依此类推。地主、富农、上下中农当然是依次分给土壤不好的土地。

农会决定用三个晚上把土地分下去。头一天晚上,依顺序先由排在前面的雇农、最贫农、次贫农……来选最好的土地。每家选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村西头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约还剩下十五亩左右,农会主席对我说:“把这一块地留下,先不分了,再来人分别的地块。”

我当然只能照办。以后几天轮到中农、富农、地主分土地了。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块都是贫瘠的沙地。等到该我家分地时,农会主席说:“我们农会决定了,你家该分二十七亩九分地,村西头的十五亩好地分给你,剩下的再分这边的。”我当时年轻,不懂什么,反正照做就是了。这样,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几乎和贫雇农分到的一样。

土地分配完以后,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发土地证。土地证上写着姓名、地段、亩数、座落和四周邻居。按照地图上标注的长宽,到现场钉木桩子,是为地界桩。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松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扩兵支前运动,已经开始了。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先到寇家屯乡政府,给乡政府里的人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动员。

一九四八年春节刚去,上午十点左右,县扩兵工作队就到屯子里来了。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讲话直截了当:“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就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毛主席。”

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农民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农民分土地、分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此刻不见了。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队长又喊叫起来:“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接着他赤裸地威胁道:“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吗?!”

我离讲话的人仅四米左右,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最后经过逐家访问动员,全乡共有七个人被扩兵。

冯志轩,《黑五类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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