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脊梁骨李锐与《炎黄春秋》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我来到木樨地二十二号楼李锐故居。物是人非,往常我们经常坐的大沙发已经堆满了鲜花,我们也献上了精心挑选的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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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屈原─李锐同志千古”,我写的輓词,贴在李锐照片边。他一生追求真理,是坚定的改革派,是党内的先知先觉者。我是觉醒在晚年,这也是我更尊敬李锐的缘由。他一生大起大落,毛泽东说过”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前四项他都经历了。超出常人的经历造就了他一副硬脊梁。

我早年的工作跟李锐没有交集。他在延安,我在晋察冀边区。一九五九年,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锐也因右倾劳改下放到北大荒,所以后来我与李锐最有同感的是,人生最难受的事情是挨饿,李锐在北大荒差一点就被饿死了。了解李锐多一点是读到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时,这是我当时看到的珍贵史料。看后,令我对中央从批左到突然反右的谜团豁然开朗。后来又读了他的《龙胆紫集》,觉得他是硬骨头。

为李锐名字脱敏

64事件后,李锐、于光远、李昌和杜润生在中顾委受到追查,不予党员登记,后被陈云挽回。但是,中宣部严格规定,李锐、于光远、李昌和杜润生这些人的名字一律不许见诸报刊、不许媒体提起,谁做处理谁。

一九九一年末,杂志编辑拿来一篇李锐写关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稿《青年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杂志编委会讨论这稿能不能发,编委会争议非常激烈。因为中宣部有明确规定,李锐的名字不准见报。《炎黄》创刊不久,各个方面都还很弱,为了生存必须非常谨慎。尽量刊登一些以史为鑑的、对人们有启发又安全的稿子。反对的人认为:第一,此文是老生常谈,有毛粉之嫌;其次,让李锐的名字见报,是拿着鸡蛋碰石头,我们碰不起。于是编辑提出,要不跟李锐说,用笔名发表可否?编辑问了李锐,但他不同意,于是编辑就希望由我和方实去找李锐谈,我们就给李锐打了电话。他沉默了一会,说:“用笔名,可以吧。”我又说:“那你想用什么笔名?”他说:就叫“怒吼”吧。然后,编辑部又讨论很久,分析局势观察动向,最后我们觉得可以试试打个擦边球,因为这篇文章是正面评价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表扬毛总可以吧?用这个理由让李锐名字见报而辩护。儘管讲了毛的好话,但看刊物出现李锐名字,这个政治收益还是大许多。最后,我拍板:就用李锐的真名发表吧。这也算是一次“以身试法”吧。就如我们刊登实事求是评价陈独秀的文章,国民党抗战贡献文章一样,成功地打了擦边球。果然,此事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其他媒体见我们杂志发了李锐的署名文章,并没有被惩罚,于是也陆续发表李锐的文章,这是杂志同仁引以为豪的事一一为李锐的名字脱敏。

我们查了一下,李锐这些年在炎黄发表了五十六篇文章,每年大约有三四篇。《炎黄春秋》的平台,让相当多的人了解了李锐,了解了李锐的思想。

李锐:“我来向上面反映”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炎黄春秋》杂志周围有几十个退下来的正部长,连老国安部长凌云都是《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那时《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扩大会,常有一大批前正部级老干部和前省委书记参加,有杜润生、曾彦修、凌云、任仲夷、朱厚泽、刘杰(河南省委书记)、项南(福建省委书记)、周惠(内蒙古书记)等,李锐当时算是比较年长的一个,经常带头发言。

李锐多次说,要着力研究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共产主义是个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什么?他秉承其父的宪政思想,希望中国走向宪政。那时,不少老干部听他的话觉得有点刺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局势的变化,不少人再回想起当年开会时的情形,都不得不佩服李锐的远见卓识。

进入二十世纪,《炎黄春秋》碰过许多坎。有一次,中宣部和上面一些人整肃《炎黄春秋》,用行政手段,不给《炎黄》杂志年检,说要通过年检就必须挂靠到一家部级单位,这就引出一场“挂靠风波”。此事发生在二〇〇四年三四月前后(此前还有于光远文章风波,他的文章涉及“三个代表”入宪)。为解决挂靠问题,我亲自去找周惠,想让他疏通刘云山,还找了耀邦夫人和他的老大,希望挂靠到全国工商联。最后,还是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会长费孝通老给我们疏通了,他说服了上面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作为杂志主管主办单位,杂志得以生存发展。

期间,李锐也参加了我们多次研究对策。后来,杂志多次出现类似的年检风波,无法出刊,在这种关头,总有李锐和其他老同志帮忙。后来,当他们一个个病倒、辞世,杂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有时候上面来头很大,部分有人脉的同志也觉得棘手。

有一次,面对同类风波,开会时大家都静静的,有点僵在那里。这时李老高声地说:“我来试试!我来向上反映。”不管成功与否,这一句痛快的“我来试试”,就像一剂强心针,它给人力量和鼓舞。就像在前线,“同志们,跟我冲啊!”一样有号召力。

我还记得,老同志们帮忙转给中央的信,有一次果然转到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手里,据说胡还批过一段话,大意是《炎黄春秋》是一批老同志办的,他们还是爱护拥护我们党的,有错误可以加强管理和教育。他把中宣部整肃杂志的企图顶了回去。

回想二十五年办刊历程,每一站都有许许多多老部长老省长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拚命为《炎黄春秋》护航,呵护着我们的杂志。我们杂志全体同人都永远感怀他们每一个人:萧克、张爱萍、费孝通、习仲勋、杜润生、任仲夷、凌云、朱厚泽、周惠、刘杰、曾志、胡启立、田纪云等等。

李锐是他们中最长寿的一位,他跟二〇一七年去世的何方一样,跟许许多多老同志一样,为这本呼吁改革的刊物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如果没有这么一大群老部长、老革命、老同志,《炎黄春秋》绝不可能走得这么远,这么久。

“《炎黄》的顾问,我当定了!”

在杂志社的晚期,老人们随着自然规律,一个个驾鹤西去。李锐的作用也更突出了。他在2014年成为杂志社的正式顾问,坚定地跟杂志的全体同仁一起,用最后的力气为炎黄春秋护航。

李锐晚年成为一位卓着的党史专家。他在《如何看待毛泽东》一文中,写道:“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有関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爲鉴,更理性地前进。”

在《八十自寿》诗中他写道:“欲唤人间归正道,学操董笔度馀生。”他晚年着书立说,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病,发出了呼唤宪政民主的强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和决心,他坚定地没有一丝犹豫地站在炎黄春秋一边。二十多年间,他笔耕不辍地为炎黄春秋写稿;炎黄春秋不论何时开会,不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只要他在北京,他总是一大早就来到会场,经常是第一个。

二○一五年,继《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和《南方周末》等被「和谐」之后,《炎黄》已经是改革开放派唯一的阵地,而李锐就更加珍爱这唯一的阵地了。李锐与何方等老同志和顾问们与杂志同仁频繁见面,共同应对。


何方(左)李锐(中)杜导正(右)

二〇一五年春,国内形势急转,更不利改革开放力量。有的老编委在所属部门党组的要求下被迫退出杂志编委会,杂志社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险,有的副总编、副社长也被迫退出,我们有几期杂志期刊,在印刷厂被gong安截住,要停机换稿才可以重新开机印刷出版。

一天,中组部派了三个局长去李锐家谈话,目的很明确,说中组部要求李锐退出炎黄杂志社的顾问的职务,李锐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说完了吗?《炎黄春秋》这个顾问,我当定了。你们就回去如实彙报吧。就说是我说的。」他决心与《炎黄春秋》共存亡。他也这样捍卫过当年被整治的《冰点》,使《冰点》在《中国青年报》得以復刊。李锐的仗义执言,让李大同至今念念不忘。

这一年,大家明显感到了形势急转的诡异动向,李锐更是按捺不住,极力主张《炎黄春秋》重新刊登邓小平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编辑部争论很大,认为任何报刊都没有这种先例,但李锐反复陈述理由,最后说服了大家,总编徐庆全动手编辑了李锐的按语《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的”八.一八”讲话》。在国家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李锐始终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一方。

非同寻常的豁达

记得一次,我们一起去见胡启立,办公室在二楼,但是没有电梯。李锐已经九十好几了,却是一个人赶来。当李锐和我一起爬到二楼楼梯的拐角处时,他脸色发白,嘴唇发青,气喘吁吁,差点倒下了。我们赶紧扶着他。但他很镇定,慢慢靠着牆,从随身带的黑提包里拿出硝酸甘油喷雾剂,往嘴里喷了几下,又过了一会,他才说:“没事了。”我们继续爬上二楼。那天跟胡启立谈了许多。其实,他的身体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好。儘管他快到一百岁时还坚持游泳,还经常在游泳池看见他,他一般游仰泳。但是他心脏安装了起搏器,又有冠心病,肺也不太好。在他看来,与身体以至生命比起来,为宪政民主奋斗才是更重要的。

二〇一六年,《炎黄春秋》也迎来最后的寒冬。那时,我们这帮“老傢伙”里,只有李锐、何方和我还健在,还能思考还能走动。《炎黄春秋》顾问小组,还有郭道晖、江平两位法律界顶级人物,和中年骨干陶斯亮、胡德华。

当时我九十三岁了,精力明显衰退,心里非常焦虑,那一段时间因为李锐腿部拉伤,走不了路,我就约何方、宋以敏夫妇经常到李锐家碰头。

二〇一六年春,《炎黄春秋》依惯例举办迎春茶话会,遭到当局阻挠,李锐、何方和我主张坚决抗争,编辑部同人和顾问们都齐心协力。我说:“茶话会非开不可,我们几个老傢伙站在前头,让他们抓,这么冷的天,进去后就死在里头了,这是最好的结局。”李锐、何方都坚决贊同。最终,我们的会转战了几个会场,还是成功地举行了,来盯梢的人挺多,他们就坐在会场边上听。

李锐的晚年,跟我来往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半个月就见一次面,谈谈政局,说说心里话。不是我上他家,就是他来我家。其实他老伴张玉珍跟我说了很多李锐家的苦恼,但是他从不谈这些家常事, 每次跟我在一起,都是谈国家大事,即使谈他过去的苦难,也是幽默轻鬆。李锐在晚年鼓励杂志社的杨继绳写完记录中国大饥荒的那部力作《墓碑》,李锐多次为他提供资料和指导。杨继绳说,没有李锐和众多老同志们的支持鼓励,没有李锐的着作为基础,他不可能完成。

最后时光——何时宪政

二〇一八年三月,李锐因肺部感染住进医院,脑子清醒的时候,他总是要老伴张玉珍打电话给我:“李锐惦记杜老啊,要我问问老杜身体还好吗?”我在家时也经常接到他夫人的问候电话。当他不发烧了,我们去看他,他在昏睡中听说我来了,果然睁开双眼,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握了很久很久。张大姐说话,他点头。

去年中秋节,我专程到翠微路的华普大超市,给李锐买了盒最好的月饼送到医院。后来,医生为了降低感染风险,不让外人探望,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再去看他了。之后张玉珍经常受李锐之託来我家,谈他的情况,但我心里是放不下的,知道他前一段日子还在看报纸,也很是欢喜。我心想,硬骨头李锐可以熬过这一关的。

一直到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突然听李锐夫人说,李锐不太好了,医生让家人通知我去探望。那天,老天降下罕见的鹅毛大雪,我们赶到北京医院八一五病房,李锐带着很大的氧气面罩,脸有些浮肿,他的身躯还是那么伟岸。我轻轻握着李锐的手腕和脉搏,我感觉到他的心跳还是有力的,突然,他的手动了一下。我清楚地感觉到,在即将永别的时刻,他最想对我说的,还是那句他说过不下百次的话:“何时宪政大开张?”

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作主未宽松。
何时宪政施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他就是这样的人,中国的硬脊梁,他笑着走向生命的终点。李锐老兄在天堂看着我们。

根据口述整理 此为口述者订正后的定稿

杜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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