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仅关乎真相,更关乎道德与信仰

 

国人最自豪的,是自己的文明和历史:一面是几千年古国的悠久历史,一面是“二十四史”的煌煌巨著,并对其引以为傲。然而不幸的是,这一迷梦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被外来文明无情而彻底地打碎。

于是,中国开始学习西方,试图从西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找文明的密码。

于是,中国人有了一个又一个老师,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德国、苏俄三个国家。

一代代的中国人,被法国大革命的波澜壮阔所感染,学习伏尔泰和卢梭的自由进步思想;被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复兴和后来居上所鼓舞,学习俾斯麦和伊滕博文的民族复兴观念。然而,学了一百多年,却始终走不出迷惘和苦难。

冯克利老师曾感慨地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国家一次次走弯路的历史,学到的都是让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思想: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两种观念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都受这两种观念的支配。

奇怪的是,在每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都对世界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文明典范——英美的保守主义文明视而不见。更为吊诡的是,在这场学习西方的浪潮中,一个最重要的大思想家——阿克顿勋爵——却缺席了。

阿克顿勋爵给世人留下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名言,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他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中一朵小小浪花而已。

他是哈耶克一生最崇拜的自由先驱,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的人”,是十九世纪后期大师级的思想者。而且,他正好生活在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并且深刻而入骨地批判了那个思想扭曲、信仰迷失的时代,指出中国的“三位老师”身上的种种谬误,为文明敲响了警钟,并被后来的历史一次次应验。

一个瞎子都不会忽视的人,却被整个世界忽视了。于是,在对西方的学习中,我们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自由秩序及其传统,距离真正的文明越来越远。所谓南辕北辙,方向错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


被国人错误追捧的“自由”观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受激进思想的鼓舞,欧洲进入了历史研究和哲学观念的多产时期,各种雄辩而充满感染力的观念蓬勃而出,一度被视为思想的黄金时代。

1895年6月,阿克顿勋爵受邀担任剑桥大学教授,在就职演讲中,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横行西方世界的思想谬误,批判了那些带来动荡和灾难的“自由”观:

世界把宗教自由归功于荷兰革命,把立宪政体归功于英国革命,把联邦共和归功于美国革命,把人类的自由和平等归功于法国大革命。

这些对“自由”的解释,是十九世纪思想家们沉迷的“革命叙事”,它揭示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进步是在革命中突然出现的——只需要设计好社会蓝图,就可以通过革命凭空创造一个新世界。旧世界的传统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可以在正义的目的下被打倒,即使采用非法的手段也再所不惜。

于是,革命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革命、屠杀和战争一次次重演,却被刚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追捧,在东方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悲剧。

阿克顿勋爵对这些错误的“自由”观深恶痛绝,他评价道:“革命者的凯旋,使得历史学家没有立足之地“,他不无讥讽地说,“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对“自由”观念的这一大堆不同解释引起的冲突,在阿克顿看来仅次于宗教神学。

其实,阿克顿从来不反对改革和进步,只是在他看来,革命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它使得一种明智而公正的改革成为彻底不可能的事。

阿克顿告诫读者,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西方人经历的所有光荣和苦难,都源于其传统,只不过在历史上一次次地以不同的面目重演。而一切改革,必须基于社会的自由传统,只有追根溯源,改革才不会陷入疯狂和迷失。而中国要学习西方,也应该从自由传统的真正根基开始。


自由,有着古老的传统

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伟大的自由主义女作家,她的言论使拿破仑恐惧,后者称“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邪恶”。她给世界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自由是古老的,专制则是现代的。

阿克顿认为,证实这一名言的正确性,已经成为近代历史学家的荣耀。上溯西方的传统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中,还是在雅典的时代,都能发现自由社会的踪影。

——在以色列人的时代,由于上帝的律法寄托着超越性的信仰和传统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高于统治者的地位。在后来的基督教社会中,建立起自立和自治两大基本原则,基督徒的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也逐渐扩展为世俗社会领域的个人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这也让以色列人得以摆脱东方民族的专制习俗。

——在雅典城邦的时代,商业的习俗带来了文明的思想,梭伦和伯里克利先后推进了渐进、平静而不流血的改革,于是,一种颠覆了人间权力的观念出现了:权力应该均衡分配,每一个公民都有发言权,有权讨论、决定和罢免统治者。于是,依靠公民同意的统治,战胜了依靠权力强迫的统治。

然而,阿克顿无情地指出,自由在每个时代的进步,都面临着几大威胁,源头是人性中的恶: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平均的怨恨,无知者和迷信者对乌托邦的向往,缺乏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然而更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在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好的东西,所以,历史的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而中国至今还未走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阿克顿认为,自由与宗教一样,一直既是善行的动力,又是罪恶常见的借口。在人类经历的有些年代,自由的历史简直就是不自由的历史,人们对其他目标的追求常常转移、乃至窒息对自由的追求。

宗教的自由传统受到了挑战,基督曾警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早期的基督教国家,由于未能阻止国家权力的成长,被权力逐渐侵蚀。神授的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发生了冲突,并以灾难性的方式结尾:

耶路撒冷在战火中沦亡,恺撒们开始以上帝之名行事,终结了政教分离的早期基督教时代。当分权不再时,对少数群体的不宽容侵犯了自立精神,权力侵蚀了民众自治原则。发展到最后,就是中世纪的猎巫运动。

而近代史上的诸多革命,归根结底,不过是猎巫运动一次又一次的重演。在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再次成为民众的信仰,然而当这种信仰缺乏法律的制约,又离开了宗教对人性之恶的警惕和自律时,自由就变成了彻底的人性放纵。巴黎成为了猎巫的场所,成千上万无辜者在民众的狂欢中被送上断头台。

随后,迷信与权力合二为一,变成了新的怪物。在大革命的结尾,群众在街头高呼的不是“自由!自由!”,而是鲜血与炮火中的“皇帝万岁”,在拿破仑的带领下发起新的十字军东征,走入五百万人的坟墓。


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迷雾

希腊的文明传统也遇到了挑战。如果说,雅典的公民信仰基于分权基础上的言论和选举自由,那么,斯巴达则信奉基于平均主义的暴力观念,公民要为国家而战,成为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去掠夺富庶的希腊城邦和作为奴隶的希洛人,将土地作为战利品向每个公民均等的分配。这就是斯巴达式的“平等人公社”,它包含了两张面孔:财产平等的观念和军国主义的暴力本能。

到了近代,“平等人公社”的第一张面孔变成了乌托邦主义的人间童话,第二张面孔则被德国和日本等民族主义政权视为强国之路。然而,这对孪生子形影相随,选择了前一个,就必然会迎来后一个,被历史上的乌托邦实验一次又一次血淋淋地证明。

大哲学家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中,将人类的历史,看作两种不同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的竞争:雅典代表的海洋商业文明,和斯巴达代表的大陆农业文明。它们的战场,从古代的希腊半岛,到近代的英德竞赛,再到现代的美苏冷战,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一直延续到今天。


留给自由人的思想遗产

阿克顿勋爵对当代的历史著作评价不高,他不无讽刺地告诫历史学家们:“你们穷尽一生精力收集的文献,仍不足以培养出真正的大师。”

真理总是孤独的,而谬误却容易大行其道,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乌托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潮迅速泛滥,被一个个后发国家所学习,从法国到德国,再到俄国和日本,然后再到中国。这些声音不管多么动听,最终的结果都只有一个——迫使个人意志从属集体意志,从而产生一种控制思想、消灭个人自由的巨大力量。

在阿克顿看来,自由传统的继承者只有英美。法国《人权宣言》“印出来不足一页”,“分量却超过所有的图书馆,强于拿破仑的全部军队”。

然而,它的最大问题却是严重缺乏历史意识。很少有人能把真实的历史逻辑讲清楚,就连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也无法幸免,他们要么眼光狭隘,只关心权贵精英和各国间的纵横捭阖;要么随波逐流,被社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口号所裹挟。这让阿克顿深深地感到悲哀。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阿克顿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写一部人类的自由史,却由于“过于博学”,总是难以下笔。他一生的著作寥寥无几,在晚年曾认为自己碌碌无为。

然而他仅存的手稿,却被后人奉为经典,被一次又一次地研究和挖掘,人们也被他极具穿透力的警句所震撼:

“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

“宗教和政治中作为真理的思想,就是历史的力量”

“要从历史上升到哲学,把握永恒的问题,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

“真理有望大获全胜,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灭谬误,它不承认任何危险的政治承诺”
…………

阿克顿师承德国大史学家兰克,他认为史学要以记述历史真相为本分,但也是一门事关信仰的学科,必须承载起高贵的精神使命。它既要借助信仰以辨明善恶,又要为信仰提供经验的佐证,以完成传递宗教和政治真理的职守。

阿克顿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英美文明的人,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预言家”,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思想高度。

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根本无法完成目标——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而他希望给真正的自由人留下一部永恒的作品,能够被带进坟墓里。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实现。

晚年的阿克顿,承担了一项宏大的使命,代表剑桥大学主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从四百年的历史现象中发掘三千年间的思想,这一次,他呕心沥血,最终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这部未完成的《剑桥世界近代史》于1902年一经出版,立即成为西方世界经久不衰的思想经典。在这一伟大作品的鼓舞之下,剑桥大学又连续出版了《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古代史》,这三部著作,被后世统称为”剑桥三史“,达到西方数百年来历史研究的顶点。

“剑桥三史”的出版,一举奠定了剑桥大学在历史作品出版中的地位,一百年来,先后300多本剑桥史系列作品得以出版,包含了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文学、思想等。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

一百多年来,我们只拿来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的一个个谬误,最终也在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迷雾中一次次迷失。

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亟需真正地思考:“开眼看世界”究竟应该学习哪些东西。也许直到今天,我们欠缺的还是最基本的常识——重新寻找文明最根本的源头,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这样才能跳出观念的局限。

以此而论,由阿克顿勋爵主编、随后被不断修订再版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当得起“承载高贵的精神使命”之殊荣,是期望拥抱文明的现代人的案头必备、常读常新的史学巨著。

沥泉,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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