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班达之三:重审与赦免——知识界的分裂


                                                           知识分子价值的捍卫者朱利安·班达1948年在“知识人为了和平”大会上

 

(法国思想长廊/法广RFI 特约赵越胜)[提要] 随着德雷福斯事件的进展,法国知识界日益分裂。一些著名的文人,面对这起冤案的铁的事实,竟然闭目不看。在他们心中,正义真理、个人尊严与自由,这些价值远远比不上陆军荣誉、国家脸面来得重要,因为前者太抽象,属于不实用的价值,后者却反映现实的政治正确。

问:德雷福斯一案揭出的材料,已足够翻案了,可为什么德雷福斯始终不能获得平反呢?

 

答:这固然是因为军方的态度,但一些知识界的名人,大声鼓噪,也在社会中鼓励了反德雷福斯的势力。比如巴雷斯,就攻击德雷福斯阵营的知识分子,是“半吊子的读书人”,攻击那些在德雷福斯重审呼吁书上签名的知识分子,是要造一本“精英名录”。莫拉斯则在亨利自杀后,在《法国新闻》上痛悼他,甚至说亨利伪造文件是“爱国伪造”,是亨利一生“最佳战绩”。他被那种爱国激情弄得胡言乱语、是非不分。他为亨利的伪造行为叫好,说“你并不缺乏力量、决心与策略,只是在最后的时日,欠缺好运。因运气而导致的失败,不会使我们忘记你的聪明性格、冒险精神,促使你为国家服务的敏锐心智。你那不幸的伪造,会被视为你的最佳战绩之一。你已用你的鲜血过多地补偿了那最可悲的失败”。听友们请注意,就是这个认为只要是爱国,连伪造证据,陷人于罪等恶行都成了伟大战绩的莫拉斯,最后成为维希政府和纳粹的帮凶,战后以叛国罪被判终身监禁。当他知道判决结果时,他自己承认“这是德雷福斯的报复”。终于,德雷福斯的阵营开始行动了。9月3日,德雷福斯的太太露西正式提出上诉。10月29日,法庭投票要正式调查德雷福斯事件。这次是由普通法院重启调查。

 

问:可最重要的证人皮卡尔上校还关在监狱里啊!

 

答:皮卡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在他身上,什么祖国、军队的荣誉,都不如正义和个人自由来得重要。他是一位最热爱法国陆军的军官,但是他认为,这种热爱要建立在正义与自由之上。9月21日,在他被转往另一个监狱之前,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要让大家知道的是,若在我的牢房里,找到皮卡尔的绞索,或亨利的刀片,那将是一桩谋杀。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从不会想到自杀”。1899年5月29日,最高法院主审法官巴洛·博普雷在法庭上拿着那份作为罪证的备忘录,询问:“这是这项指控的主要物证,它是德雷福斯所写的吗?”没有人回答他。他自己站起来说,“经深入调查后,我本人的结论是,备忘录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埃斯特哈奇所写”。6月3日,首席法官判定,1894年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无效,命令被告在雷恩区的布雷顿军事法庭重新接受审判。终于,德雷福斯回到了法国。满心希望地接受他认为必被改判无罪的再审。但万万想不到的是,面对铁证如山,那几名军事法官,硬以五比二的票数,再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只是加上了,因当时情况特殊,而减刑为十年监禁。这次不仅法国,全世界都怒了。左拉随即宣称:“人类最臭名昭著的、可憎的纪念碑竖立起来了”。伦敦、罗马、纽约、布鲁塞尔等世界各大城市,人们上街抗议,焚烧法国国旗,法庭接到全世界潮水般涌来的抗议信。这时有人开始提出要杯葛1900年法国世界博览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国家活动与人权相联系。左拉断言:“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一个无辜者两次被判有罪,太阳必然为之黯淡,世界人民必会挺身抗议”。他指出:“一个国家能够在文明世界面前主持这样的审判,依据它的伦理及理智进行这样的调查,必然是正经历着一场可怕的危机,这个国家是否已然垂危,我们正陷入有毒的泥沼中,能否找到一股善良、洁净、正义的泉水,将我们彻底洗刷干净?”

 

问:这一百多年前的质问,今天听来仍然让人心惊。

 

答:那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这种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司法迫害仍然屡见不鲜,只是出于实际的国家利益,商业利益,军事利益,地缘政治,世界上已经很少有国家出来主持正义了。我们对政治迫害已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左拉还指出,这个二审定罪,是法兰西的“伦理色当”。我们知道普法战争中,法军在色当一役大败,拿破仑三世都被人活捉,这算是法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所以当左拉说:“我们在伦理的色当之役战败了,这比那一场色当之役败北惨过百倍,因为后者涉及的只是流血与战死”。也就是说,左拉认为,一个民族道德上的败坏,比一场战争的失败要严重得多。这也正是班达所要阐述的观点。面对就要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左拉说:“是否会让世界博览会成为下流的巢穴,好让全世界光临,来寻欢作乐?”他大声疾呼:“无论要做的补救多么痛苦,也不要延误。我们必须恢复我们的声誉,好让我们能欢迎世人光临已经康复重生的法国”。这样的召唤,加上抵制法国博览会的呼声,让法国政府不得不寻找对策,最后以总统赦免的方式,还德雷福斯以自由。但德雷福斯在朋友的劝说下,接受这一赦免后宣布;“共和政府使我重获自由,但没有尊荣。我仍是那个可怕的司法错误的受害人。我要让整个法国知道,在最终的判决中,我是清白的”。左拉又给共和国总统写信,给这个赦免定性:“阁下今天以可耻的大赦代替正义,这不但伤害了国家的良心,也腐蚀了国家的道德”。听友们可能会问,放了你就得了,干嘛还那么较真儿,让国家领导下不来台?但是我想对朋友们说,这正是西方知识人的优点。他们要求正义原则的实现,而不管你实际上得到了什么,人是放了,而正义没有实现。这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个错误,是道德缺失。也正因为有这种追求绝对价值的较真儿,才有使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在我们那里,不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正义,没有超验性的思维,才会造就一群无耻下贱的东西,把文革这种民族大灾难称为“探索”。可是,这个“探索”是以千百万中国人的鲜血和白骨为代价的。这种“探索”是万恶不赦的罪行。

 

问:那么这场司法斗争又持续了多久?

 

答:1903年,德雷福斯又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终于在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院宣判:“本庭宣布,1899年判处德雷福斯10年监禁与取消军阶的雷恩军事法庭裁决无效”。这才算正式宣告德雷福斯无罪。随后在7月2日,在11年前举行拔阶仪式的同一个地方,军事学院中庭,举行晋升他为少校,并授荣誉军团勋章的仪式。后来,在法国,大家好像心照不宣地不再提及德雷福斯事件,他本人一战中重新入军队服务,成就非凡,1935年死于巴黎。而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维希政府迫害犹太人,他的妻子露西藏身于天主教修道院中,保全了性命。他的后代参加抵抗运动,其中在他晚年最经常陪伴他的孙女玛德琳娜被法奸告密出卖,被纳粹逮捕,送到奥斯威辛,最后惨死。在法国匆匆投降德国,贝当政府参与迫害犹太人时,汉娜·阿伦特指出:“法国之所以没落,是因为它已没有真正的德雷福斯阵营的人士,没有人相信民主与自由、平等与正义在共和国中,仍能被认可和落实”。但法国毕竟是以自由、平等、博爱立国的,所以法国的基本价值虽然有时流失,但终将恢复。在纪念左拉《我控诉》发表100周年的1998年,希拉克总统给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后代写了一封信,这是法国历史上一份伟大的文件。信中说:“维希政府之后五十年,我们知道恶的势力,不宽容不正义能够渗入国家的最高层,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真理闪光的刹那,伟大、强壮、团结与警惕的法国,懂得如何返回正途和改善。无疑,多年来,这正是左拉与德雷福斯穿越时空对我们说的。因为这两位杰出之士,对我们的共同价值,国家与共和的价值,充满信心”。这是共和国对德雷福斯的正式致敬,也是向知识分子捍卫普世价值的天然责任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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