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亲不认残杀至亲的革命会把中国推向何方?

 

当央视播出连续剧《铁血红安》时,家乡人象过节似地奔走相告,每天都要接不少家乡亲友打来的电话,嘱我千万莫要错过收看《铁血红安》。
飞骏实在理解不了家乡人何以对这部连续剧那么兴奋?撇开有几成真实性不说,单就“正能量定位” 通过严格筛选宣传出来的“革命事迹”,也找不出多少值得兴奋自豪之处。

一个人口才48万的山区小县,为那场马列革命就付出了14万人的生命代价!这还只是我方的光荣烈士,国民政府那边的死难人数还没算在内。那可是绝大多数青壮年啊!
悲剧的是:这些人不是死在抗日战场,也不是死于卫国战争,而是死于“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斗。

更为悲剧的是:那些革命干部多数不是死在国民政府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没有解密的史料不说,只说红安烈士陵园“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公开展示的资料。
纪念馆里牺牲的红军军政高干,红四军军长曾中生、邝继勋、鄂东北道委书记徐朋人等都是自己人肃反的。只有徐向前一人幸免于难。

红军营以上的政工干部,绝大多数也是死于自己的肃反。

1931年冬,张国涛在鄂豫皖苏区掀起整肃“改组派”、“AB团”、“第三党”运动。团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被屠杀一空,6000多名红军官兵和红色干部身首异处。
1931年冬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不到2万人,这一下就杀掉了三分之一。

红军军政干部死于自己人之手的,远远多于跟国民党交战战场上死难人数。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然幸免于难,但他的妻子程训宣也被打为反革命,受尽酷刑之后,在肃反主刑场之一的红安县七里坪镇王锡九村的黑洼被石头砸死。
被石头砸死的红军干部远不止徐向前的妻子!死难的六千名冤魂都没有享受“子弹痛快”的好运,绝大多数都是用石头砸死,锄头挖死,大刀砍死。
那是一种极为痛苦的死法!相比之下死于国民政府刑场的公开枪决到是一种高级享受。

飞骏的大伯爷,老家第一支红色武装“战斗团”第一任团长,被国民政府押往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吕王镇(刘华清故乡)河滩枪决时,还能象英雄一样慷慨激昂高呼口号:“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被肃反的6000多名红军官兵是绝对没条件高呼口号表演英雄气概的,上刑场前嘴巴都经过“特殊处理”发不出声。

红军在八字还没一撇,随时都可能全军覆没的逆境下,为何还要为敌复仇大规模屠杀自己人呢?
我想主要是为了制造一种高度恐怖气氛,让活下来的人恐怖到丧失最基本的思想和主见,只能麻木被动地跟随领头人走。
极端恐怖才是马列革命的精髓!

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总司令,保卫局抓他的美丽妻子时正在前线和国民政府军交战。当保卫局通知他妻子是反革命必须镇压时,高高在上的他居然不敢为妻子说一句公道话,居然赞成组织镇压他的妻子?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

接下来从道义方面分析那场革命:
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有一位革命大英雄王秀松,他的英雄事迹居然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他父亲并非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流氓地痞,也不是欺男霸女为害乡邻的西门庆、小霸王周通,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地主身份,地产比乡亲略为多一点。

杀父历来都是滔天大罪,连禽兽都不如!禽兽不如的人居然被誉为革命英雄?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我们今天还在革命纪念馆里慷慨激昂宣传王秀松杀父的光荣事迹。

在马列革命史中,杀父之罪远不止王秀松一人。那位列入中小学教科书可歌可泣的大英雄方志敏,也曾下令杀害了自己的亲叔叔。
李立山身为党的一把手,他老家的党居然把他父亲镇压了。他这个总书记居然连抗议也没一个,默认了这种“英雄行为”。

一个六亲不认残杀至亲的革命是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能把中国推向何方?
只要脖子上顶着个脑袋的人都能想明白。

可马列中国居然有不少脖子上顶着不是脑袋的人。
红安在新世纪被列为红色革命旅游景点,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前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进入烈士纪念馆的参观者,看到王秀松杀父和张国焘血腥肃反的“光荣传统”后,出来时本应心情沉重。然后痛定思痛反思暴力革命的反人道反文明性,从此推动中国告别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

令人痛心的是:绝大多数参观者兴高采烈的进去,红光满面地出来,很难看到一张表情凝重的脸。
有一个周末飞骏有意识在烈士纪念馆门口的石阶旁坐了整整一天,目睹了几千名参观者进进出出。几乎都是唧唧喳喳进去,眉飞色舞出来,没一个例外。
我们的民族已经丧失了反思的能力!
丧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然周而复始重复同样的灾难。

我们一边在花费超军费巨资“维稳”,一边在大规模从事暴力革命传统教育?一边严防群体性事件,一边鼓动人民聚众闹革命?
暴力革命的幽灵依旧在中国上空徘徊。

红安人民为马列革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多数青壮年在那场革命中死于非命。
问题是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值得吗?
今天的红安并没有繁荣富庶文明进步,依旧贫穷落后,是国家有名的贫困县。
不仅是红安,当年的红色苏区今天基本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可多数红安人并没有反思,依旧为那场革命感到无限光荣自豪。
当《铁血红安》终于上了央视时,多数红安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我想未来某一天,如果有哪个传销高手来红安宣传暴力革命,依旧会有很多红安人不假思索喝下传销者递上的暴力革命毒酒。那时他们的儿女会再度倒在自相残杀的血泊中。
丧失反思能力的人群很容易第二次跌倒在同一个历史巨坑里。
一个丧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一群文学青年去红安七里坪采访红四方面军的光辉业迹。
我们的第一站是王锡九,当年红四方面军保卫局所在地。
保卫局就是肃反的指挥机关。
那时的现场亲历者还有很多仍活在世上,他们向我们讲述的红色往事不是什么红军和国民党英勇作战场面,也不是革命烈士在国民政府的屠刀下坚贞不屈的事迹;而是红色干部自相残杀的恐怖旧事。

然后我们从王锡九上行到河南新县,走遍了当时的四方面军大本营——七里、紫云苏区,采访了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
老人向我们讲述的红色往事,几乎千遍一例都是红四方面军血腥肃反的恐怖回忆,从他们口中根本听不到国民党三个字。好象当时红军不是在和国民政府交战,而是在和自己人作战。没一个例外。
同行的文学青年一路上兴趣盎然,只有一个女诗人是例外,她一路上表情凝重。
她后来写了一首诗:《你的屠刀为何砍向自己的同志?》
中华女子在关键时刻往往表现得更智慧更勇气更有民族责任心。
所以文革期间出现的民族脊梁几乎都是女子!林昭、张志新、李九莲……
九大决议把国家主席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时,就一个人拒绝举手,她就是共和国女将军陈少敏。

当年飞骏全家参加了红色革命。
老家拉起的第一支红色武装既不叫红军,也不叫赤卫队、游击队,而是叫“战斗团”,大伯爷是第一任团长。

红军战斗团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家劫舍,武装攻打富人村寨筹粮筹钱。
那时的中国人民有持枪权,枪枝子弹很容易买到。富裕点的村庄为了防范土匪,都自行组织起持枪民兵保卫村庄的安全,大村庄还建有围墙。
因为村庄自卫能力很强,红军早期攻打富庶村寨并不那么容易得手,仅涂家湾就攻打了十多天,死了很多人之后才攻破。
如果那场革命发生在今天,红军打富人就容易百倍了。攻方有枪有刀,守方连菜刀都实名制,守方就只有等死的命,暴力革命队伍会快速做大做强。

大伯爷们抢了财产杀了富人触犯了当时的政府法律,只好躲进山里走上不归路。
有天大伯爷想家想得厉害,就决定摸黑下山回家看看,没想到被一位邻居看见了,就去区政府报了告。
区政府派兵连夜包围了我家,把大伯爷抓到了吕王镇。
红安五区版图当时包括刘华清的故乡——大悟县吕王镇,区政府所在地也在吕王。
因为杀人抢财证据确凿,杀人抢劫在任何朝代都是死罪。大伯爷也好汉做事好汉当,一口咬定那些杀人放火案件是自己干的,没什么复杂的审讯程序,第三天就把大伯爷押往河滩刑场公开枪决。

大伯爷死后没几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红军武工队摸下山为大伯爷复仇,把告密的那家人全部杀光老幼一个不留,看以后还有谁吃了豺子胆敢告红军的密。
那时的口号是“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十个!”
恐怖措施很有效,以后再也没有乡民敢向政府报告红军行踪了。

因为不分妇孺的灭门案犯了天忌,我家以后也遭了天谴,人丁兴旺的大家庭最后只剩下我爷爷兄弟两人。奶奶每逢过年时都在一张大方桌上摆满碗筷,期望我家象先前那样儿孙满堂。
我的四曾祖父是红区决策层常委,被自己人肃反掉了他,的同志战友用红缨枪在水塘里活活扎死的,鲜血染红了半个池塘。

我爷爷参加红军时只有15岁,个子太小背不动刀枪,被安排在部队当号兵。
大伯爷死后,我家成为红军的交通站,王树声、徐海东、郑位三等鼎鼎大名的共和国将军常常出入我家。

我的红军爷爷和叔爷有次下山去为红军搞子弹,被国民政府发觉,交通站也随之被破获。爷爷和叔爷因此被国民政府判了刑,在湖北省第二监狱当了四年政治犯,国共合作抗日后才被释放。
没想到爷爷因祸得福,因此躲过了张国焘血腥肃反,否则八成让自己人给肃反了,因此给我家留下了一线血脉。

当时我家所在的红五区,53名红军军政干部全被肃反镇压,没一个活下来。
红军爷爷说,他们俩兄弟在由地方军阀控制的刑堂受审时被拷打过,但进入国民政府的正式监狱则没有受到《红岩》式的酷刑折磨。那时的省第二监狱政治犯和刑事犯严格分开,政治犯待遇比刑事犯好很多,不会发生刑事犯在囚室殴打政治犯的惨剧。

更悲剧的往事还在后面: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就开始土改,每个村都要按一定的指标划分地主、富农。
飞骏老家以一条山脉为界,山脉的西边多是富人聚居;东边则是穷人聚居。山脉东边贫穷人家多租种山脉西边的富人土地。
山脉东边有一个村庄,全村都是佃农身份,各家各户都租种山脉西边一个大村塞的土地,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一个。
但上面的政策是必须按比例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富农。没有地主、富农,就从佃农中划出地主、富农。
于是没有文化的村民用无计名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谁家该划为地主、富农。那时一次真正的民主投票。

出人意料的是:那次投票选出的四户地主、富农全是三十年代的红军家庭,因为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触犯众怒,被村民推出来戴上地主、富农帽子。
有一家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员,居然被村民投票选为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
这一反常现象说明:当时的马列革命并没有多少民意基础。
土改干部对村民推选出的地主、富农居然照单全收,他们也知道这些地主、富农当年都是红军家庭。

这一反常现象充分说明当时划分阶级成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社会公平,而是为了把平民百姓分成对立的两派,好方便官府操纵“群众斗群众”的把戏。
这些红军地主在毛中国受尽欺凌痛哭无告。
历史就是这样的滑稽。这也许是天道在起作用吧!
类似的滑稽剧远不止这个村,红军地主在全国各红色苏区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红军地主才是马列革命最最深重的悲剧!

熊飞骏,公共微信号:xiongfeijun369。原标题为:一个丧失了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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