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越间的历史情结

 

   本文系秦晖教授加勒比游学录音整理

  越南和朝鲜一样,属于汉字文化圈,同样受到了儒家文明的影响。并且在中日战争前,朝鲜和越南一直是清政府的藩属国,可这两个国家却各有不同。如果这两个国家都去过,便会发现,朝鲜南北方差异不大,过去朝鲜的李氏王朝,首都是汉城,不仅是中国的藩属国,而且其执政者有意保持臣属关系:一、朝鲜有国王,但不称帝,使用中国皇帝年号,最有意思的是,在明朝灭亡后,朝鲜依然沿用崇祯年号至清朝乾隆年间。二、朝鲜国王不仅在国内从不自称皇帝,在与中国来往的信函中,甚至自称国主。我们都知道国主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特定含义的,等于承认了对方拥有你的最高主权,你是其下一级。关于这个概念,历史上有例证,当年南唐政权快被北宋灭亡时,南唐李后主向北宋皇帝上表称臣,并自称国主;另外西夏李元昊同样称自己为国主,向北宋称臣。

  可是,越南完全不一样,越南的丁朝、陈朝大概是我们的宋、元时期。在那时,他们便开始独立了,并且在独立后,越南统治者作为藩属,中国历代都册封其为国王,但其在国内从“丁先皇”起就自立称帝,设置年号,并不认为是藩属。越南另外一个重要不同,是我们如今称之为“越南”的这个名词,是清朝之际才形成的。我们常说,越南是汉语文化圈中的一员,并且官方也曾使用汉字,盛行儒家文化,在教育上实行科举制,宗教上继承汉传佛教,但这里要注意,这一切描述的是北越。在南北越统一之前(郑阮时期),仅北越是越人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南越却不是,南越的一部分地区在当时叫占城,或者占国(Champa;137-1697年),即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而湄公河下游这片区域,在历史中叫做下高棉,居民是高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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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越之分

  高棉人和其北边的占族人,均未接受过汉文化,却受印度文化影响颇深,吴哥窟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另外,占城在南宋与中国也是有来往的,这一时期,占城的水稻传入中国,虽然考古发现,中国河姆渡时期便有了水稻;但在南宋时期,由于引进了占城稻,使得南宋的水稻品种产生革命性的改良。以南宋为分水岭,南宋前后的中国水稻,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水稻传入了中国,但占城并不接受儒家文化和汉传佛教,这个国家和吴哥柬埔寨一样,原先信仰的是印度教,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伊斯兰文明传入东南亚,最早把印度文化改为穆斯林文化的是马来人,接着便是印度尼西亚人,在印度尼西亚,大家知道有个古代东方四大奇迹之一的佛教遗址——婆罗浮屠,可以说是印度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遗存,在整个国家伊斯兰化后,仅有巴厘岛一隅尚未改变,至今保留着印度教的传统。

  我们再次回到占城,随着十三世纪马来西亚伊斯兰化后,占城也跟着信仰了伊斯兰教。所以十四世纪的占城王国,是个穆斯林国家。占城王国与越南一直不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直至明朝末年,越南才灭掉了占城国,国家覆灭后,占城王室逃亡至中国海南岛,由于他们是穆斯林,所以在来到中国后,被中国人认为是回民。如今三亚地区的回民,便是占城人的后裔。所谓回民,就是讲汉语的穆斯林,一般的回民是没有具体语言的,但是海南岛的这些回民却是个例外,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回民仍然有人是说占语的。

  越南征服了其南部包括占城在内的几个政权,并且攻占了下高棉,这也是越南与柬埔寨是世仇的一大重要原因。现在的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一直坚信湄公河下游到西贡,都应是上高棉,属于柬埔寨的领土。当越南取得了占城和下高棉之后,便开始逐渐往南移民,但由于越族人口稀少,最初去开拓南部区域的,却是一群华人。至于原因,其实很简单,占城灭亡时,中国国内正好处于明清易代,广西广东出现了拥护朱由榔称帝的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清军逐渐攻克这些南明的领地,南明粤西钦、廉、高、雷几个总兵只好带着部众流亡广南,这批人里,有几个名人,其中之一是陈上川,字胜才,1673年,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陈上川带着三千余人乘船前往岘港,越南的阮氏王朝虽然接纳了他们,但不允许这批华人军民居住在越南北边,要求他们前往南越,为阮氏王朝镇守边疆,对付高棉人。陈上川带人来到南越后,经多年屯垦发展,百姓富足,政权稳定,日后被阮氏王朝封为胜才候,至今在越南南方仍有许多纪念他的胜才候庙,是越南明乡族的祖先。所以在越南南部,早期是占人和华人为主,到了后期局势稳定后,越人才逐渐迁入。

  这个阮氏王朝和后来的越共一样,对于民族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考虑,越南同中国相似,全国共分八十多个民族,原来的华人,被分成了三个民族,其中之一称为华族,主要居住在越南北方,以广东话为主;而客家人被称为艾族;当时帮助越南在南部打天下的这批华人,由于他们思乡心切,所以,被称为明乡族,这便是越南的三个华人民族。我国境内的广西壮族,其实在越南是仅次于越人的第二大民族,但越南人为了好管理,把越南境内的壮族划分为五个民族:岱族、侬族、拉基族、布标族、山斋族。

  在历史上,越南可以说处处提防中国,从汉朝开始,中越战争此起彼伏,这一点上,朝鲜也是一样的,朝鲜在历史上,对明朝有很大的好感,当时的抗倭援朝,中朝双方都出现了类似邓子龙、李舜臣的英雄人物,并且在明清交替过程中,朝鲜长期以来支持明朝抵抗清朝。当时的明朝军队,对后金军有一个很大的威胁,为什么呢?因为朝鲜的一个岛屿:皮岛,租给了明朝政府,作为反清基地,由明军将领毛文龙长期驻守,这个皮岛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好了,位于现在的鸭绿江口一带。如此一来,但凡满洲军队进关作战,皮岛明军便会趁机袭击满洲后方。我们都知道明末抗清的将领中,袁崇焕是含冤而死,虽然通敌之罪实属诬陷,但袁崇焕在接管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杀了毛文龙,结果导致皮岛的毛文龙部下投降清军,使得清军扫除了后顾之忧,这是袁崇焕的一个重要错误。

  有一点我要指出,越南、柬埔寨、老挝、古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都属于“地下党”,而且不只是在敌占区,哪怕是在根据地,共产党人都以其他身份进行活动。在波尔布特打下金边之前,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红色高棉,只知道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民主团结政府。越南同样如此,1954年之前,越共控制的势力一直叫越盟,也就是越南独立同盟,创建者是潘佩珠(原名潘文珊,号巢南子),而且这位潘佩珠是越南国民党创始人。这里补充一点,中国和越南同样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国同党派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有国共合作,越南也同样也有国共合作期。越南最早的国共合作也就是我们说的越盟。当时的越共一直活动于越盟的内部,越共中有名的领袖胡志明,包括印度支那这批共产党领导人,都曾在法国留学,他们起初加入的是法国共产党,并非本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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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

  所以说,印度支那的共产党组织,其实就是法国共产党的支部。后来胡志明被列宁看中,吸收进入共产国际,当时的胡志明在党内有很高的地位。胡志明不仅建立了越南的共产党组织,甚至包括整个印度支那的共产党组织、马来亚共产党组织也是胡志明建立的。1930年共产国际派胡志明为代表,傅大庆为翻译兼副手,来到马来亚建立党组织,这个傅大庆是中国老资格共产党人,当时他既是中共南洋工委的人,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特工,他就是著名作家戴晴的父亲。

  胡志明等人到马来亚后,最初的党组织是在马来亚的海南人群体里建立的,虽说傅大庆被安排做胡志明的翻译,但胡志明的汉语非常好,尤其擅长广东话,并且对潮州话、海南话也听说无障碍。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还要派傅大庆去做翻译呢?有一种说法认为,共产国际对胡志明的能力很放心,但在某些层面上,也是存在戒心的。所以傅大庆的一部分任务,便成了监视胡志明。马来亚共产党建立后,傅大庆也是早期领导人,他和黎光远、李启新等马共早期负责人一样,都是中共南洋工委和共产国际两条线的人。

  在1945年以前,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共主要人物,同时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主要活动区域在苏联和中国,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持反殖民的意识形态支持越南抗法。我曾经在台湾看到过国民党在民国时期的外交档案,其中便有对越盟的调查,档案显示在抗战时期,胡志明曾到过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过会谈。胡志明并没有称自己是共产党人,而始终坚称是越盟领袖。表明越盟的最终目标是争取越南独立,且越盟的行动同样在越南境内受到越南国民党的支持。中国的国民党对此事做过详细调查,查明胡志明(阮爱国)就是共产国际的人。但蒋介石觉得,现在正处于抗日阶段,无需计较其党派,哪怕是抗战后,越南对抗法国人争取独立的行为,我们也是要支持的。但蒋介石没想到的是,越盟在几十年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越共的一个外围组织,而原先越盟中以潘佩珠为代表的越南国民党慢慢被排挤出局,所以到了最后,越盟实际成为了越共的幌子,有意思的是,印度支那地区都是如此,抗日统一战线造就独特的现象,就像西哈努克亲王成为红色高棉的表皮,而实际的领导人是波尔布特。苏发努冯亲王成为老挝人民党的象征领袖,而大家都知道,老挝实际的领导人是凯山·丰威汉。

  无论是越共也好,越盟也罢,在越南北方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南方则相对积蓄了部分实力。中共与越共的关系一直很好,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很大,早在胡志明建立马来共产党之前,中共便有了南洋工委,并且在马来华人中时有活动。

  1945年以前的越南,有中国支持的反法、反日武装越盟,其表面上是统一战线的抵抗组织,但实际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当时的越盟力量很薄弱,《波斯坦协议》签订后,对盟国部队接受法西斯军队投降的受降区域,作出明确规定。中缅印战区,中国军队的受降范围包括除台湾、东北外的中国全境,以及越南北方。我认为,这恰恰成为越共能够在北方站稳脚的重要原因,因为在日军投降后,越盟迅速控制了日军占据的城市,同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的广场上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此时,越南还是法国殖民地,根据《波斯坦协定》及有关理解,轴心国占领的原盟国列强的殖民地,在二战后必须先回归宗主国以示战胜,然后可以与宗主国谈判寻求独立,那时非殖民化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但说实话,非殖民化是美国人倡导的,再加上美国在盟国中的首脑地位和苏联同样倡导的非殖民化,英法等其他国家也不得不接受。可根据上述协定:日占区的殖民地,需要先恢复和原宗主国的关系,再由宗主国使其独立。也就是说,越南想要独立,必须先恢复法国殖民地的身份,再争取独立。受降之时,中国代表卢汉等人曾请示蒋介石,如何对待越南自行成立的民主共和国,得到的回答是:基于国际关系,我们不能承认,但是我们支持越南的反殖民斗争。保证在中国军队受降期间,法军不得踏入一步。

  与此同时,英军在越南南部的受降是与法军一同进行的,这在越南南北方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中国军队在北方控制的非常严格,甚至在受降仪式上,仅允许法国代表只身前往,不允许一兵一卒进入北方。这样一来,法国人没法踏入越南北部,便导致越盟大量接收日军物资和武器。法国人非常气愤,结果几个月后,法国军舰开到海防港,要求登陆,可遭到卢汉坚决拒绝,随后中国军队开炮击伤两艘法舰。我在书中也介绍过这段历史,可以说卢汉的这次受降,是中国军队海外出兵,并且实现了战略目标的历史第一次。

  此后,随着中国军队的撤出,法军卷土重来,虽然占领了包括河内在内的一些大小城市,但此时的越盟,羽翼已丰,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但越南南方,由于英国军队支持戴高乐,虽然南方的越盟力量本来不弱,但始终无所作为,这场越南抗法战争一直打到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双方后来经过协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双方暂时偃旗息鼓,越共将南方的力量撤回北方。

  人虽然撤走了,但越共是不甘心的,毕竟在南方的力量原本就强于北方,以黎笋为代表的这批人,都是南方人,那么为什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在北方,而不是原本力量充实的南方呢?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中共,大家都知道1949年后,中共夺取了大陆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越共来说意义非凡,从战略角度看,整个共产党中国等同于成为北越的大后方,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战争支持,包括后来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更是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直接参与指挥作战。

  可换句话说,我觉得越共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蒋介石,如果没有当初的1945年受降,法国势力便可以卷土重来,越南北部更是不可能有越共存在。所以蒋介石在越共的生存方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但正是因为蒋介石拒不让法国军队踏入北越,以至中国国民党从此与法国结下了梁子。1949年12月,解放军解放了广西,国民党军桂系白崇禧一部2.7万人从两广地区撤入法占越南,原本蒋介石计划从台湾派军舰将这批近两万人的部队转运至海南岛,可法国人记仇,同样用当年卢汉对待法国军舰的方式,炮轰靠近的国民党军舰,并且将这批中国士兵转运至越南最南边的富国岛,在岛上的营地里一关就是几年,最终全部缴械后,送回台湾。毕竟当时的西方世界还是承认中华民国的,法国也不好做的太过分。另外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是西方国家里第一个同中共建交的国家,也可以说是报蒋介石当年的一箭之仇吧。

  当然,蒋介石在越南问题上的做法,历史上很难评说,但至少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坚定的,至少,中国达到了其战略目的,成功的将法国势力挤出越南北方,远离中国边境。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其实早在1920年代的华盛顿会议上,已经提出逐渐归还列强在华租借地和租界的问题。后来英国归还威海卫、日本归还青岛,但法国则是对归还租借地和租界最不情愿的国家,已经答应将广州湾归还中国,但一直到二战爆发都拖延交割,所以,蒋介石始终对法国很反感,认为其殖民主义最顽固。

  1954年,法国的实力下降,再加上奠边府战役的失利,法越双方开始谋求和平解决,在日内瓦会议上,双方达成协议,签订《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以北纬17度线为基准,南北分治,另一方面,中国为了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特别是缓和与法国的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这使得胡志明非常生气,胡认为奠边府战役如果一直打下去,他甚至可以收复南越。客观上看,胡志明的想法是有些理想化的,如果单纯以武力解决,在没有制海权保障的情况下,很容易被拦腰截断,同时期的朝鲜战场,朝鲜人民军的失利,便是很好的例证。所以中共方面在会谈期间反对越共提出的武力解决方案,中共的这一立场,使得越共方面在其内部档案中,将中共描述成出卖越南利益的外国集团,尤其以黎笋为代表的越共南方派更是耿耿于怀,这也成为日后越南反华的导火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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