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村誰家是“最困難戶”——中原血禍·田野手記之二

劉倩 專稿

儘管我已經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疫情比預料的還要令人心痛心驚,不是親眼目睹難以想像。在這個艾滋病村莊,許多家裏躺著要死的人。剛進村,就被人攔著:“到俺家去看看,去看看吧……”,都在訴說自家的困難。正值春節期間,他們以為上級來發救濟了


《内幕》編者按:2004年夏秋時節,本文作者以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員的身份,有機會進入河南艾滋病疫區做調研,多次往返於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莊,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一次次行進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見證了一場慘絕人寰的世間悲劇。關於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從來就沒有真正公開過。作者要向世人講述這裡曾經發生過的故事,驅使她寫下來的動機非常單純:為了那些生命不被忘卻,為了那場悲劇不再重演。爲此本刊開闢“中原血禍·田野手記”專欄,請作者每月一篇。
本文發表於《内幕》2019年3月號。】


村主任李衛華領著我走訪村裏“最困難戶”,並向我一一介紹情況。儘管我已經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疫情比預料的還要嚴重,還要令人心痛心驚,許多情境不是親眼目睹難以想像。在這個艾滋病村莊,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艾滋病人,許多家裏躺著要死的人。剛進村,就被人攔著:“到俺家去,到俺家去看看,俺家哩床上躺著哩,去看看吧……”,都在訴說自家的困難。正值2004年春節期間,他們以為上級來發救濟了,這使我很愧疚……
跨越世紀之交的河南艾滋病事件,是一場殃及千百萬人生活和生命的大悲劇。但是許多年過去了,事件真相至今鮮為人知。逐家走過去——

第一家:男人死光了

第一家,李立功家。
“這一家公公、婆子、兒子、媳婦,全部感染艾滋病,男人死光了,袁香蓮是家裏頂梁哩。”村主任介紹說。香蓮是這一家的大兒媳。

袁香蓮的婆婆、李立功的母親泣不成聲:
【我四個孩子,就冇(只剩下)一個小閨女。大閨女查出來艾滋病上吊自殺,撇下一個外孫、一個外孫女。這兒,三年裏頭死了爺仨,八個月裏又去了他弟兄倆。(痛哭)都是30多歲。小兒子發病喝藥自殺……為啥賣血?不是窮急哩麽!老天爺啊,誰會知道有這事,要知道會得艾滋病,給一萬也不去,拉棍要飯也不去啊……我60歲整了。我的命也到時候了,還能操勞多少年呢?這心裏過不了,我四個孩子沒有一個小扳(夭折)哩,這不,倆兒,三十多歲,三十一、二,三十四、五,大閨女轉過年四十一,都走了……。那時候窮,俺孩子啥東西也沒有吃到嘴裏,現在吃到嘴裏就想著俺孩子,心裏難受……
我也去賣血了,身上有病毒。孩子他爸先走,拉肚子,肚裏不好受,治不好,那時候還沒有來查病毒,到今年都走了六年了。(脫下一隻袖子,給我看當年賣血的針眼)。賣血有十來年,開始賣全採,後來賣單採(賣全血,謂之“全採”;只賣血漿,將分離出來的紅血球輸回體内,謂之“單採”),都是一採兩袋子。沈丘一開始就是賣單採,後來去過周口、項城、鄲城、淮陽、鄭州、開封……。光血賣的有兩缸!那可真有!村裏好些人都去過,就跟做生意一樣,他去他也去,就都去了。反正百姓命可憐!】


袁香蓮是李立功的大兒媳,是家裏的頂梁柱。

李立功的妻子袁香蓮說:“我現在最擔心發病,我得為兩個兒子活著。一家男人死完了,都是因為艾滋病。”公爹最早發病,死幾年了。丈夫弟兄倆,去年一年裏頭死了。弟弟先死,是喝藥自殺,31歲_他兩口結婚一年就生氣離婚了,都查出艾滋病,日子不好過。弟媳胡紅回娘家還是沒錢看病,死在娘家了。老二建長聽說媳婦死了,也沒孩子,自殺了,去年二月間。

袁香蓮隨後說自己家:
【孩兒他爹隨後也死了。
俺兩口檢測出艾滋病,就出去打工,到寧夏,我姨姐在那賣雞蛋,奔她去了。他發病了,不敢跟人說是艾滋病。後來鄰村晁莊人去了,跟人透露了艾滋病的事,說我們有病哩,我們是賣水果,就沒人來買了。丈夫急著回來,說回家喝口水也是好哩,臘月間他先回家了。姐留我,他們不知道我也有病,留我住姐家,不用租房。丈夫病重打電話我才回來,回來伺候他。到白集衛生院輸水,他不敢去,說:“不去,去那死得快些。”拉住他去住院,看到別的病人心寒,又說:“不能在這兒,還是老(死)家裏。”住了一月多,藥也不全,8月15號出院,20號死了。最後,扎針也扎不上,瘦得只剩皮了,瘦脫相了,鬼一樣,誰見都害怕,孩子不敢上跟前。死罷一個月,兒子都不敢進屋,到現在還不敢一個人進屋。
現在八畝地,就靠我一人了,婆婆也發病了。孩子的大姑姑也有艾滋病,查出來,上吊了。孩子小姑家,俺妹夫也有艾滋病,查大莊的。那莊上有艾滋病的也可多,都瞞著不敢說,那莊不出名,不像咱莊敢公開。】

第二家:病人躺在庵棚裏

第二家。六十多歲的孟憲友正發病,在黍稭桿搭成的庵棚裏躺著。
他家房塌了,大冬天,難過去。他老婆花英也賣過血,沒敢檢測。他倆兒麥前麥後5個月裏都死了,都是艾滋病。大兒媳也是艾滋病,小兒媳娘家人領走了。“撇下五六個孫子孫女,大的十來歲,小的還吃奶,孫子輩兒裏也有艾滋病——都成艾滋病了咋弄?”
孟憲友沒敢去檢測的老婆花英嚶嚶地說,算是對自己不去檢測的解釋。當時官方正在開展“拉網式大檢查”,但是出於各種原因沒有檢測的既往獻血員還有不少,所以究竟多少人因為賣血感染艾滋病,至今仍然是個謎。


孟憲友家房塌了,他正發病,躺在黍稭桿搭成的庵棚裏。

隨後趕來的孟莊組長孟昭紅說:
【憲友一家慘到底了。他弟兄四人加一個妹子,一大家子九個艾滋病!憲友是老大,老二兩口死罷了,撇下四個孩子,仨大點的出去打工了,最小的閨女在陽光家園,房空了,孩兒們沒頭偎了。老三,四五十了,單身光棍漢,窮,沒尋下老婆。老四現在也是單身漢,尋個瞎子也死了。妹子婆家李竹園,妹夫艾滋病死了,她又嫁一家,受歧視又拐回李竹園了。跟前仨孩子,名兒起得可好:錢龍、錢虎、錢鳳。倆大的打工去了,小的在陽光家園。妹子回李竹園婆家也還是受歧視受氣。】
——那讓他們回來唄?

【回來?回娘家?娘家咋收?還有幾個孩子哩,凈負擔!他一家八九個艾滋病,吃誰的?各顧各還顧不住哩!都光聽上級撥款多少多少,見不著呀!前兩天(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捐贈的又哪去了?這不,房也塌了,想叫我去鋸樹給他蓋房——是哩,路邊樹,各家地頭上,當時戶家一棵2元買的樹苗,一畝地頭攤3-4棵,說是誰栽歸誰,後來又說都算公家的,私人不能動。他們想叫我去鋸,我說,不能。我要被拘進去了誰還能替你們說話?他們不敢,光叫我上!我說:他們得的都是艾滋病,你們去鋸唄,真拘進去了,我還能在外邊替你們跑跑。】

孟憲友蜷縮在被子裏,只露出一個禿頂,聽見我們說話,以為是醫生來了,頭並不伸出來——庵棚裏實在太冷——蒙在被窩裏哆哆嗦嗦地說,趕快找本兒(艾滋病醫療本),給先生(當地對醫生的尊稱)瞧瞧!他很想活下去。
不久孟憲友死去,果真沒能過去這個冬天。

第三家:父子三口半年死

第三家,張月英家。
組長孟昭紅說:她公公她丈夫弟兄倆,他們爺仨,一年裏死的,都是艾滋病!月份我說不清了,日子倒記得:初五、十五、二十五。她本人也是艾滋病,她大兒子腎積水,兩個小的可能都是艾滋病,老三是爹娘病後出生的。她公公檢測出來艾滋病不到三年死了,50多歲,她丈夫“本子”下來就死了,32歲,檢測出來才2個月……“一個婦女家帶三個孩子,困難得很!叫她自己給你說說。”


張月英一個農婦帶三個孩子。

張月英就說——
【我20歲結婚(1993年)就開始賣血,今年33歲。出去打工三年。我在山東一家電子廠打工,做小零件,一月工資700元,丈夫在建築隊幹泥工,每天25元。家裏檢測艾滋病時候,婆婆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但我倆沒回去參加檢測,想著不會有事。2005年3月,發病了,自己找到當地市防疫站要求檢測,檢測出艾滋病——在山東威海邊戎城檢查的。全家測出三人艾滋病(他倆加兒子)。醫生很同情,給我們每人100元,共300元,說:“回去看病吧,我們這裏沒有抗艾滋病病毒藥,你們河南上級救助了額幾百萬,有藥。回去治好了再來打工。”
4月回來在白集衛生院住院,主治大夫胡萬廷、李昭。自費買藥2600元,吃的花2000元。到縣藥店買藥花3萬多元。埋葬丈夫費用1000多元,細算:衣服125元,待娘家客2桌380元,煙100元,棺材550元是貸款,共計1050元。火化費用,到鎮民政問了,需要1100元,沒有這麽多錢,沒火化。現在賣豆子還埋葬費。
現在生活很困難,跑了一個月了,縣裏說叫去法院,縣委在法院接待。找過劉廣明副縣長,他負責貧困哩,找過公社張書記,都沒用。今天村裏孟昭彬的娘死了,老死的,孟憲彬是他一門的,回來了,他是縣民政上的,副職,我也找了他一趟,他說“盡力反映”,現在放假了,過罷年再說。為了孩子我還得跑,靠大家、社員、領導幫忙。】

孟昭紅接著說:她丈夫死罷幾個月,她兄弟海峰也艾滋病死了,死時候欠7000元。這邊埋罷,那邊債主就去他家拉東西,我去說說:吵啥!人家還有媳婦、小孩哩,還得過不是?說說,東西放下了,我沒去到時已拉走一三輪車罷了。農村就這情況——窮!
張月英說:俺4月回到家,5月5日海民(丈夫)走了。10月15日海峰(兄弟)死了。11月25日,公公死了,到昨天一個月。村裏都說俺一年中家裏死了三口,其實只有半年。

第四家:山墻打洞羊被偷

第四家,孟昭友家。
在去往孟昭友的路上,村主任李衛華先向我介紹孟昭友家情況:他三個兒子都賣過血,老大兩口死罷了。大兒先死,大兒媳婦也是艾滋病,領著仨孩子——兩兒一閨女——走了(嫁人),今年五月初一也死了,三個孩子就又拐回來了。大孫子才16歲,領著大弟弟14歲到廣州打工去了,跟親戚一路,。
剛進村,村人就告訴說,孟昭友家夜裏羊被偷了!“院墻、房屋山墻被打洞偷哩”,指看,壘補上的洞口泥還沒乾。院子裏曬著破棉絮,一間不大的房屋人羊共住:西頭住人,中間隔出一間“庭堂”,東頭養羊。孟昭友不在家,他的妻子董蓮英在家做鞭炮。

董蓮英說:“大兒子平聚,要活著也有42歲了,屬兔哩。平聚死後,村裏瀝瀝啦啦開始(死人)了。小灘李俺親妹子妮兒家,丈夫馬德新2005年9月初四才死的,她婆家弟兄四個剩下一個,剩這一個人帶九個孩子。都難著哩!俺這房子漏,才說想修修,人羊住一塊。羊不敢擱院裏,偷哩厲害,這擱屋裏,還是叫偷了!”
衛華問:就沒有聽見動靜?
“咋聽不見?聽見有動靜,趕緊起來,一看羊沒了,墻打了個洞!門拉不開,外先(外面)門鼻子被賊拴住了。好不容易把門弄開,院裏大門鎖著哩,一時找不著鑰匙,著急把門卸下來,門外頭,眼瞅著羊走遠了,攆不上了。家裏沒任啥了,就指望著這幾隻羊值個錢。人老了,不中用了,腿痛,幹不了別的啥,就‘辮’個炮(把做好的散鞭炮,編成一掛掛鞭炮),一天辮三兩塊錢,攢聚著買個菜、買雙鞋,還得瞧病。走不動咋辦?……”


孟昭友帶著小孫子。

有人把孟昭友找回來了,他一臉折皺裏都是憂思愁緒,蹲在地上,半天才說出一句:“沒想著賊會偷俺……”淚就下來了,一雙粗糙大手趕緊去抹。半晌又說,開門看見門口擱幾塊磚,要是出來早還砸死我哩……賊就是欺負我老了,家裏沒人。唉,沒想著這人老了老了咋恁難哩!快過年了,指望幾隻羊還賬哩,房也漏了得修修……。大兒死了,今年媳婦也死了……老二在外邊有媳婦了,生了一兒一女,不敢對媳婦說(家鄉艾滋病情況)也不敢回來。一大家人家就這散了……。這時小孫子站在爺爺身邊,滿臉成年人的憂愁。

第五家:三個兒子全病亡

第五家,李可信家。
李可信是1958年入黨的老黨員。他的三個兒子一年不到全部死於艾滋病。在他居住的兩間小破屋裏見到他時,只見他滿臉的悲苦,他生病的老伴躺在床上。問他:“兒子的房子沒人住了,你怎麽不搬過去住?”——村主任領著我剛剛從他兒子賣血蓋起的新房院過來。
李可信說:
【我住著不是味。一家人零散了,就剩下俺老兩口。我73了,老伴72了。我食道炎,這幾天過年吶,心裏不是滋味,茶水也咽不下去。到這一步也沒辦法。……大孩子是去年正月二十一死的,倆小的是今年收麥時死一個,不到20天又死一個,今年死倆。不到一年三個兒子都殤了。我有啥辦法?……哭死也沒門呀!】

老人朝我望著的眼睛裏充滿了憂愁。自言自語般訴說著:老二老三媳婦把孩子帶走了,也不知道現在在哪兒?老大撇下三個孩子,老大媳婦也有病毒。老三家三個孩子,老二家兩個孩子。八個孫子女啊!誰管吶?沒啥活頭!說不出來……過一天說一天,還得幹。
——你都幹什麽?我問老人。
“幹建築,撂磚頭、合灰、掂泥兜子。不幹咋弄呀?老婆還在床上躺著哩,她身體‘瓤’(弱)更受不了。”
我沒有留下老人的照片。面對老人那雙悲苦的眼睛,我沒有勇氣舉起手中的相機。
過罷年老人去世了。有人說食道癌。有人說,“生生是心疼兒子,疼死了。”

第六家:我是黨員咋會艾滋

第六家,孟憲禮家。孟憲禮也是個老黨員,2003年艾滋病死了,死時60多歲。大檢查時查出來,臨死還不承認,說:“我是共產黨員,我咋會是艾滋病?”同一年他80多歲的爹也死了,緊接著他大兒孟慶來艾滋病死了。2004年他老二兒孟慶營艾滋病也死了——他家一年裏頭出三口棺,兩年裏頭出四口棺,剩下仨娘們:孟憲禮的老婆瞎子自己過,倆兒媳帶著五個孫子女,老大兒媳有艾滋病,老二兒媳沒檢測。
孟昭紅告訴我:慶來還欠我錢哩,憲禮也欠。都不說了,咋說哩?艾滋病人家都欠帳。人一死,都有人來要賬,我都勸說這事先不說先不說。人還算聽我的,我跑艾滋病早(為艾滋病人奔走),艾滋病人擁護。
——你為啥跑艾滋病的事?
孟昭紅說:死人太多了。我沒檢測出艾滋病,我賣過血。我弟兄仨,倆艾滋病,還有妹子兩口都是艾滋病,還牽連著小孩姨一家。連外甥都染上艾滋病,小孩子姨夫死罷了。還有我小大(叔父)小嬸都艾滋病死罷了,小大只比我大幾歲,都死了,俺這親哩,三成去兩成了,光剩下小的老的了。我這一樣歲數的,就我一個好人了。我妹子春花兩口艾滋病,還有一個7歲兒子,也是艾滋病,母嬰傳播,春花19歲結婚後就賣血,這邊有親戚麽,妹夫也一起來賣。就因為這,我才一個勁跑艾滋病,死人太多了!現在不跑了,只為大家當幹部了。

第七家:四弟兄賣血染艾

第七家,張春蘭家。
張春蘭的丈夫李天臣排行老四,弟兄四人全部賣血感染艾滋病,李天臣、二哥李松民、三嫂,已艾滋病死亡。現在53歲的張春蘭也已發病,臥床不起,她在陜西打工的三兒子趕回來照顧母親。
躺在病床上的張春蘭向我訴說:七年前(1998)六月初一(農曆)丈夫李天臣死於“怪病”,“當時不知道啥病,症狀跟後來說的艾滋病一樣,發燒、拉肚子……死那時小孩小,最小的還不知道哭哩。”張春蘭說,她不敢服用抗病毒藥,負作用反應太厲害,她“受不住”。

尹莊是艾滋病重點村,已經開始實施抗病毒免費治療,但是依從性教育不到位,效果不理想。一份關於河南艾滋病調查的專業報告中說:“抗病毒治療管理極為混亂。除了地方政府缺乏相關知識外,農民缺乏教育和基層技術薄弱也是重要原因。結果非常令人震驚,超過40%左右的患者自己停止服藥,最為令人頭痛的是應該服用藥物的停止服藥,而目前還不需要服用的病人在堅持服用。在抗病毒治療使用不好的地方,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不久,就在當年,張春蘭去世。

第八家:白髮人送黑髮人

第八家,孟昭州家。
白髮人送黑髮人,56歲的孟昭州已經送走了兒子、媳婦、孫子兩代後人。他們都是艾滋病死亡。兒子孟憲生2004年死亡,屬雞的,34歲。孫子孟雪原死時候13歲。剩下的老兩口也都是艾滋病。
是孟昭州家的鄰居攔住了我,她說:你是上頭來的吧?來看看這一家吧!他家沒人,才上醫院去了,孟昭州拉著他老婆去化驗了。她化驗三次都沒確定,昨個黃昏說是艾滋病,不放心,今兒個到槐店(沈丘舊稱)再查查,她腿疼,說是給孫子打針傳染哩。(後來村醫說,夫妻性傳播可能性更大)他一家兩年頭上去了三口人,從去年到今年,少了三口人!

孟昭州家門戶大開,屋裏空空蕩蕩。
——你是他家啥人?
鄰居。
——叫啥?
徐平。看著一家人可憐人,來給你說說。都知道這家困難。縣裏來攝過影了,北京也有人來拍照片,記者來照照相走了,就沒有再來看過。孟昭州的孫子孟雪原,北京的大夫都看過,留得有照片,從小就是艾滋病,母嬰傳播,渾身爛,一小點就撮了撮了抓癢,血淌哩啦啦流,今年才死。他媽死罷8個月他死,他爸死罷8個月他媽死哩。孟昭州他兒子孟憲生原來是建築隊工頭,很能幹,為老婆看病十幾萬花乾了。還想去北京,沒去到,被截回來了。後來他發病才知道自己也是艾滋病,比他媳婦死哩還早!現在人都死了。我沒染病,我沒賣血。我來到(嫁到這村)晚,沒趕上(賣血),要是趕上,也死了。
我最終也沒有見到這家主人孟昭州,2006年,孟昭州夫婦先後去世。

第九家:我死了孩子誰管

第九家。
“這一戶,只剩下一個老婆李桂芝,72歲了,她三個兒子兩個艾滋病,老大不是艾滋病,是個傻子。老二兒子艾滋病,媳婦艾滋病死罷了,領著仨孩子單另過。老三兒子艾滋病死罷了,老三媳婦走了,倆孩子撇下給她了。她這麽大歲數了還得負擔照顧幾個人,一個傻兒,倆孫子。苦得一個老婆成天哭。”李衛華對我說。


李桂芝72歲了,還得照顧一個傻兒和倆孫子。

“我這眼都哭得看不見了。大兒,傻的那個,叫個堯兒。死那個叫秋生。”72歲的李桂芝說。
老人帶著兩個孫子住老屋。屋裏除了床,家徒四壁。出了老屋走向後院,這裏是死去了的老三秋生的家。“媳婦走了沒人了,現在我那傻老大在這住著。”李桂芝說,“今兒地還掃掃。你沒見,傻哩呀!不知道又去哪了,不定啥時候回來。他不吃飯不回來,吃飯一定回來。吃飯時候叫他?……吃飯,有時候叫他有時候不叫。他啥也不會做,不會幹活,一畝地我替他種著,不種吃啥?”

後院一所破屋,門楣上“大吉大利”四個字隨風飄搖,屋內空空如也。老太太看到當門一堆爛紅薯似乎很意外,說:“唉,這是俺那傻兒拾的壞紅薯,他啥都往家拾,又不能吃……”旁邊還堆著空瓶子、舊電線、生銹釘子等等一些破爛。這時候傻大哥回來了,身後跟著一群看熱鬧的人。傻大哥一臉嚴肅,做大人物招手狀,走進院子,邊走邊問:照相的是吧?
眾人笑。
傻大哥站定,一本正經地認真說道:就在這隨身照一個吧!隨身照吧!
眾人起哄:隨身照,隨身照!不用換衣裳,不用換衣裳!
然後傻大哥進屋,蹲下,雙手托腮,守著一堆破爛做思考狀。

這時有人跟我說,別看這會兒老大傻,上學時候可是高材生,差幾分沒有考上大學,神經了。
李桂芝說:這就是我哩傻老大,50多歲了,沒有人照顧他我也照顧不了了……說著說著哭起來:我那秋生好孩兒……,那時候孩子眼看不中了,我說孩子你可不能死,你死了我可咋辦哩?還是死了,孩子死還不如我死了哩!人家勸我,你可不能這樣想,你死了,這些孩子連你的傻堯兒可咋弄?……我不這樣想,也沒法啊!我也想,我可不能死,我死了這些孩子可咋辦哩,我的傻堯兒可咋辦哩?……我成天想成天哭,天爺啊,我可不能死,我死了這一攤子這些孩子誰管哩?啥門兒哩……

第十家:誰把房子給蓋好

第十家,李洪臣家。發病的妻子閻秀榮躺在村頭那間屋山墻壁上寫著“互相關愛”的破舊的小土屋裏。屋裏光線很暗,好一會才看清偎在床頭墻角的閻秀榮。丈夫李洪臣抱著7個月的孫女,領我進屋後又出去了:“孩子不願在屋裏,光哭。”
閻秀榮開始訴說:在莊上男孩兒尋不下,女孩嫁不出去,都難成媒。這孫女是老二兒跟前的,他在鄭州飯店打工,自談一個,女方娘家是太康的。“騙過來哩!”說這句話時聲氣格外重,直言不諱。婚前先懷孕,媳婦生了孩子就走了。說,蓋房在這兒,不蓋房不在這兒,哭著走哩,說就是要飯回來也得有個屋呀!“你是政府,”閻秀榮用手指著我,你說,這媳婦走了,房也沒有,他(指她兒子)不學壞,不偷人家?丟人呀,丟中國哩人!你政府不怕丟人?我上北京幾趟了,跪幾十跪了,跪過政府領導,跪過地鐵站、地下道……反正說不清是哪,跪下。頭一回去20人,二一回7個……。回來後死了幾個了。“誰叫(把)房子給我蓋好,殺了我也願意!”閻秀榮這句話幾乎是喊出來的。

很久之後,在我一次次整理自己的田野手記時,我才聽懂了閻秀榮這句話中關於“房子”、關於“兒子媳婦”的含義,傳宗接代延續血脈,那幾乎是中原農民生命意義的全部,也才體察到她彼時絕望的心境。理解默契需要生命的經驗。
2006年10月15日,閻秀榮去世。埋葬了閻秀榮的墳墓,不是在老墳地而是在自家的責任田裏,這是他們家埋在責任田裏的第一座墳墓,按照當地風俗周邊插著一圈白旗,叫做“占老營”。


閻秀榮的小土屋,山墻上寫著“互相關愛”。


第十一家:全村最老的人

第十一家。
李郭氏是全村最年長的人,現在躺在床上已在彌留之際。沒有人知道她真實的名字,戶口登記李郭氏。有人說她98歲,有人說她100歲、106歲。李郭氏有2個兒子,因為窮,只給大兒子娶了媳婦,小兒子沒尋上媳婦打了一輩子光棍,2004年50歲,艾滋病死了。大兒子跟前二男二女,也就是李郭氏的四個孫子女,全部賣血感染艾滋病。當年李郭氏做主,用孫女給大孫子“換親”娶了孫媳婦,她的小孫子也像她的小兒子一樣娶不起媳婦,一輩子“光漢條”,賣血感染了艾滋病。大孫子跟前一兒一女,李郭氏已是四世同堂。

站在病榻邊上的李郭氏的兒媳一開口就說:你看難不難,這一圈子!
——你說說,怎麽難?
我是她媳婦,70多了。現在俺一家就四口:俺老兩口、俺娘、俺這個沒尋上媳婦的老二兒子。俺娘成天躺床上屎裏屙屎裏尿,弄哩哪哪都是屎,100多歲了。俺這個孩子,也就是她孫子,娶不上媳婦跟著俺過,還有病毒。你看難不難!

她的“沒尋上”的兒子、李郭氏的孫子就站在一旁。我問他,今年多大歲數了?
答:45歲。
咋染上艾滋病毒呀?
獻血。1995年,1994年,就那兩年染上的最多了。
他指著旁邊一座破屋說,那是俺叔的屋,俺叔死三年了,他也是沒尋上媳婦打一輩子光棍,家裏沒人了。去年在那屋餵四隻羊——別人看俺家困難,送的,拴屋子裏,沒有院子,叫偷走了。大牛也有人敢偷!楊樓村的,牲畜都得跟人住一塊,賊叫門別開,牛偷跑,人打壞!
他的母親、李郭氏的兒媳又說:你看難不難,你看看這一攤子,看看這房子破屋漏頂!難得很吶!

這一天李郭氏被“換親”出去的孫女回來看望病重的奶奶。這時她說:俺哥沒尋上媳婦,俺叔叔也沒尋上媳婦。就是沒尋上,才想這個辦法。
——想啥辦法?
賣血麽!家裏老人還得管她吃吧?家裏老的老小的小。俺叔俺哥都沒有尋上,不就是因為窮麽!
——你今年多大了?我問她。
41歲。
——你當時賣血了沒有?問話已經不像初起時那麽忌口,直截了當。
賣了。那時候都賣。回答也直截了當。
——說你是換親……?
不是換親,是轉親,幾家子轉的。我出嫁到土樓,有四五里地。
——你當時怎麽想的?
那能怎麽想?俺哥不是尋不上麽,倆哥都尋不上,眼看大哥都30多了,我不是看老人一心做難麽,可憐俺娘,可憐俺爸,給俺哥換回個嫂子,讓俺哥有一家人家不就齊了麽!
——你現在在那過得好嗎?
我過得也不好,命運賴。
——咋回事?
兩個丫頭沒有兒子!

換回來的孫媳婦王秀平,這時坐在院子裏插炮撚。她說——
一想著閨女出去打工,心裏就不是味兒。家裏窮,上學先顧男孩。閨女為上學哭幾回,10歲才上學,上到初一,學習成績好,沒錢沒法上下去,退學到廣州打工去了。“當年為計劃生育罰款去賣血,現在為孩子上學安炮撚。”就這,俺閨女還是沒有上成學!他爹有病不管幹,大我十幾歲哩,他是拿妹妹給我哥換親娶的我。兄弟到現在也沒尋上,愁人。
——你呢?身體還好吧?
我也賣血,也有病毒。

第十二家、第十三家……

第十二家,朱老五夫妻都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
妻子正在給丈夫輸液。幾天後丈夫去世。朱老五死時36歲,身後留下2個未成年的子女和也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就在此時此地,我第一次聽到中原鄉間那個令人心酸心碎的詞語:“偎頭”——朱老五的英年早逝,不單使他自己的一雙兒女沒有了父親,還使他原先收養的已經先他而去的三哥嫂、四哥嫂家的幾個孩子,也沒了“偎頭”。


朱老五夫妻都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妻子正在給丈夫輸液。這張照片拍攝幾天後丈夫去世。

第十三家,李廣平夫婦均因賣血死亡。
他們兩個兒子外出打工,32歲的女兒李愛玲,因患艾滋病婆家不容,回娘家安身。李愛玲說:當時俺家五口人,倆弟弟還小,爹,娘,我,俺仨都賣血。爹2003年艾滋病死了。媽死哩早,死在賣血床上了,不是單採,是全採,她賣血早,分罷地(實行承包責任田)就開始賣了,槐店醫生說是“進空氣了”,賠安葬費千把塊錢。
李愛玲的媽可能是尹莊最早因賣血而死亡的人。於是我問她:你媽叫啥?女兒竟然忘記了媽媽的名字:叫……想不起來媽叫啥,叫個……王啥英?沒聽人喊過她名字。

她接著說:
【我十六七歲開始賣血。先是在山東打工,俺媽死罷以後,也去賣血。2000年在馬延東家院子裏查出艾滋病。檢測後不敢去看單子,過了年“本子”(艾滋病醫療卡)下來了,才知道真得了艾滋病。23歲結婚,那時候已不賣血了,婆家是西張莊,離娘家3里。第一胎生個女兒,一直發燒,低燒拉肚子,6歲死了。我自己私下懷疑是艾滋病(母嬰傳播),不敢說,至今不敢說。婆家不要我了,只好回小李莊娘家,兩個弟弟外出打工,家裏也沒有外旁人。現在這個小女兒張明潔,4歲了,檢測過了沒有艾滋病毒,沒敢吃過我的奶。丈夫還行,有時來這住住,回去人家也嫌棄。】
村人說,她的丈夫已經被感染艾滋病。

第十四家:重組家庭

第十四家,是一戶“重組家庭”。
馬延東,妻子艾滋病去世,他的弟弟艾滋病去世,現與弟媳許蘭重組家庭。“村裏有幾家這樣的情況,都是艾滋病人,一家男的沒了,一家女的沒了,合攏一起過,相互有個照應,誰也不嫌棄誰。”村主任李衛華說。
他們正在建房。馬延東說,現在正蓋的房子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兄弟13歲的兒子。“給孩子蓋房子是早晚的事,沒病早一天晚一天沒事,得了這種病,得抓緊!”現在親戚都不走動了,蓋房沒一人來,一般情況該來幫助一下。

馬延東講述當時的情況:
【我原來是反對賣血的,開始是她(妻)賣血,婦女見錢親。俺家賣血是因為母親老了(去世)欠了二三百塊錢賬。
送她上血站,開始也是試試,賣了六七次,我也跟著賣了。我計劃生育好,倆孩子就絕育手術了。老二(弟弟)賣血是為計生罰款,他家玉強小,罰800多元,他家是為交計劃生育罰款賣血。到1995年下半年國家砍血站,1995年、1996年私人血站開始多了,感染人也多了。1999年老二發病,2000年死了。為治病現在還欠著賬,借親戚的、鄰居的。小孩媽2001年發病,當時治療條件不好,發燒控制不住,當年就死了。我老婆死後,她(當時的弟媳現在的妻子)那邊有想法,想讓我管她的閑事,就是幫她幹活,操她的心,共同生活,現在蓋房就是幫她。我說你該走就走(嫁人),那怕幫你幾千塊錢哩!後來爺兒們家也都勸我,撮合,就一起過了,組合家庭,也叫重組家庭。從2001年起,在一起三四年了,她不用操外面的心了,種子、化肥,都是我管,我不操家務的心了,不用作飯,她管。她也有艾滋病,互不嫌棄。我們都發過病,症狀就是乾咳、肺部感染、皮疹、抓爛流膿……村裏還有組合家庭,馬恒和金貴,也都有艾滋病。】

馬延東說他多次向上反映當地艾滋病疫情,早期上訪,“7.15事件”都涉身其中。“縣裏楊局長來,說我是初中畢業,高中水平。”他找出家中上訪的文字材料,竟是厚厚一疊。“我很早就意識到這事很嚴重,往上反映,開始群眾還不理解,還砸我的門哩,不願叫人知道有病,嫌丟人。”
【最早一次來檢測就在我家院裏,2000年參加檢測200人,查出80多人。開始保密,不給群眾化驗結果,後來幾次到防疫站討要化驗單,也都是單獨去,各取各的,保密,說是“隱私權”。還有的當時不敢叫本人知道,怕承受不了。有人一知道得了艾滋病,嚇得哭,也有人知道後幾天就死了——嚇死了。楊玉仙縣長,衛生局鄭局長、市政府秘書長都來過,都知道我跑艾滋病的事。6月拘留我時,還說我反正沒少給政府找麻煩。“7.15”為萬家樂的事,抓了我八天,不是病嚴重回不來。在拘留所我拒絕治療,白集鎮醫院去帶著氧氣,李院長打電話要我配合治療。現在我這是批捕,保外就醫。“反正我房子已經蓋起了,沈丘縣就像在火山口上,做炮都會配炸藥,惹急了我50塊錢就平了它……不花一個也能平了它!”

家家戶戶血盡淚不乾

第十五家,“這就是全村年齡最小的獻血員的家。”村主任李衛華告訴我說。
最小的獻血員李學民早已死去,死時才十六七歲,當年賣血時才十來歲。這時他的哥哥李學功骨瘦如柴躺在床上,已經發病多次。他們的父親也已經因為艾滋病死去。他們的媽媽王秀英,一塊舊布包著頭,腳上兩隻布鞋一樣一隻,都破舊了,紮著褲腿,坐在機器後邊辮鞭炮。衛華對她說,跟劉老師說說罷。她就開始說,不時抹去眼淚:


李學功骨瘦如柴躺在床上。他弟弟是全村年齡最小的獻血員,已經死去。

【那時候全家人都賣血,我賣哩還多哩,結婚三十年,賣血二十多年,不說幾十缸,也有十幾缸,拔了針就像“過陰了一樣”,不知道任啥,灌了茶再醒過來。我沒去檢測,不敢測。也不是不敢,是……不去不疑慮,不了咋著哩?孩他爸殤了;小兒殤了;大兒這樣,床上躺著;閨女婆家是楊莊哩,也不敢去化驗。我不去化驗,家裏看病花那麽多(錢)了,還有幾個小孩那麽小,我再有病,還指靠誰哩?這心裏頭呀,沒乾凈過一會兒。坐都坐不穩當,這心裏不是味兒,十冬臘月裏,照護兒子呀,我這一輩子操的啥心!我看見這……我心裏……吃都吃不下去。
俺大兒子躺了一年,小兒子也沒照護過來,那時也不知道是這樣的病。學民開始沒有賣血,是鄰居李懷交來喊他。李懷交光棍一條,全靠賣血生活,賣血太多了,到後來化驗成陽性了,驗不上了(檢驗不合格,賣血不被允許)。血站說:“找一個新人可以帶(捎帶、允許)一個老人採血”,李懷交就帶著學民去賣血,他成天來喊俺學民……

學民賣得也不多,就是晚,晚才染上。李懷交2001年臘月發病受不了罪喝藥自殺了;學民2000年在馬延東家第一批就化驗出艾滋病,第二年正月就死了,村裏人都替他可惜:“還沒有成媒哩……”。借錢瞧病現在賬沒還了。
第一批都不敢去化驗,聽說化驗出來就拉大沙漠去,扔沙河裏,集中炮崩了!都不敢去,俺小李莊就去了9個,都化驗出來艾滋病。叫百順娘去,急哩她直擺手。第二批化驗哩多了,全尹莊一次查出300多!學功媳婦來時候不知道艾滋病,“叫我誑(哄騙)來了。”媳婦好,對學功侍候哩好,學功吃不下飯,媳婦勸他,背地裏淚不乾——有仨孩子哩。大兒子怕是過不來了,CD4細胞剩60了(CD4細胞,是艾滋病檢測中一項重要指標,正常值為200-800),啥都不想吃,靠輸點水,唉,有啥藥哩?管乎(管用)的藥這兒村衛生室沒有,白集鎮衛生院也沒有。急了(病情危急了)就賣點糧食買點高價藥。要是兒子死了,媳婦再走了,我咋熬哩?我不敢化驗,外甥也都不敢來……】
王秀英一邊啪嗒啪嗒踩著機器“辮炮”,一邊訴說,平靜,悲苦,無奈。

就這樣一戶一戶走下去。
——這一處空房院是李鋼定、李鋼金弟兄倆的,這邊屋是哥的,那邊是弟的,他弟兄倆和他們的父母都賣血感染艾滋病死了,弟弟還沒有結婚,哥哥的媳婦走了,這一家沒人了,絕戶了。
——這一家,李合成艾滋病死亡,妻嫁人。他家2002年蓋新房,房起來了,門樓還未及作頂,合成發病,第二年人亡,2003年六月十七走哩。剩一個老娘,八月間也走了。
——又一處空房,也是男的死了,女的走了。“丈夫剛將房蓋好,就畢(死)了。”門楣:鴻程萬里,喜祿壽福;對聯:霞光映照幸福家,彩虹降臨新宅院。
……
村裏幾乎家家都有艾滋病人,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家,也不知道誰家最困難。那麽多家人去屋空已經絕戶。
(照片均爲作者劉倩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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