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纪念敬爱的习仲勋伯伯逝世17周年


曹臣纲 来稿

今年5月24日,是我最敬爱的习仲勋伯伯逝世17周年的日子,我在冤狱中更加怀念他老人家对我的大恩大德,通过家属会见,口述给我弟弟,写下这篇饱融着血泪的纪念文章。

1979年,我考上大学不久,杨静仁伯伯和吕琳阿姨让我去广州看望习仲勋伯伯。那时我才16岁,印象中习伯伯很帅气而慈祥,他一双温暖的大手拉着我去吃饭,像慈父一般使我倍有安全感和依靠感,令我怀念至今。

习伯伯19岁在甘肃发动“两当兵变”,后又和刘志丹、高岗、谢子云等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才20岁出头,他任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武装斗争和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当时,在王明极左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他差点被活埋,幸有中央红军的到来,毛泽东及时救了他。所以,后来有人认为是陕北救了中央,而习仲勋坚定地认为是中央救了陕北,显示了他以大局为重,实事求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42年,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使用极左手段,逼死了不少人命,习仲勋斥责康生的这种丧心病狂行为荒唐可笑,并进行了坚决的抑制。1947年,康生在土改运动中,无限上纲,残酷斗争,甚至喊出了极左的“油炸地主、火烧地主婆”的口号,习仲勋上书党中央,坚决反对这种不顾事实与界限、无限扩大化的残酷斗争,中央及时制止了这种疯狂行为。

建国初期,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期间,为平定西北少数民族的武装叛乱,作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深受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爱和衷心拥戴。五十年代初,习仲勋奉调进京,先后出任政务院秘书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并分管民族工作,协助周恩来总理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分管民族工作期间,他尤其注重团结少数民族,深受少数民族宗教领袖和各界群众的拥护。

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初,他的那位老战友落难时,众叛亲离,落井下石的人不少,唯独习仲勋不计个人得失,登门安慰规劝他,这也许是他的这位老战友在天之灵的唯一安慰,充分体现了习仲勋绝不趋炎附势的高尚人品。我尤为敬佩习伯伯这种难能可贵的人品。

1962年,习仲勋伯伯因为给小说《刘志丹》写了序,被康生无限上纲并诬陷,怀恨在心的康生欲置其于死地,幸有周恩来总理的极力保护,他才幸免于难。但因此蒙冤被关押、批斗、监护长达16年之久,期间他和齐心阿姨及其子女家属因受牵连,吃尽了苦头,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和世态炎凉。

七十年代末,他在胡耀邦伯伯的关心下获得平反。主政广东期间,他率先向中央提出建立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特区经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广东沿海,尤其是深圳边防地区,有一些因生活贫困偷渡去香港时被关押的一些人,中央和广东省一些领导主张将这些人判重罪,而习伯伯深入调查研究后,满怀深情地说: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使这些人因生活困难而不顾生命危险地铤而走险偷渡香港,他们也是为了一条活路啊!坚决主张将这些人进行了宽大处理,再一次体现了他老人家的伟大良心。要知道,一个人在一生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保持有一颗伟大的良心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而敬爱的习伯伯一生都坚定不移地做到了这一点。

八十年代初,习伯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紧密配合胡耀邦总书记,做了大量细致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深受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好评。他在书记处分管港澳台工作,指示香港方面的有关负责人要坚决克服以前香港工作“一左二窄”造成的严峻被动局面,要团结香港上、中、下、左、中、右各个方面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统战工作,深受香港各界人士的好评,为争取香港的资金、人才、技术投资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以及香港的顺利回归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令我记忆深刻的是,胡耀邦伯伯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有一次曾眼含泪花地深情回忆道:在我遭到一些不正常不公道的非议时,唯独你习伯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为我讲了公道话,难能可贵啊!我知道,不公道地非议他的人中,就有他坚决主张为其先平反的那位高官!对比之下,习仲勋伯伯的这种高贵品格,真是高山仰止,光照日月星辰!

最令我敬重他老人家的是,八十年代后期,习仲勋伯伯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任上,坚决主张建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制度,尤其是要有一个比较好、可操作的法,把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坚决纳入法律的严格管辖之下,充分体现了他老人家忧国忧民的战略眼光!

九十年代,习仲勋伯伯已退休在深圳,仍然关心特区和国家的建设。期间,我因反抗山西一特大盗墓团伙对我深圳家中的入室抢劫,向有关部门报了案,没想到我却因此蒙冤,而被一审判了比该团伙重要成员还重的二十年重刑!在叫天天不应的情况下,是我最敬爱的习仲勋伯伯和原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叔叔以及原甘肃省政协副秘书长李天昌叔叔,勇于担当,敢于作为,通过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叔叔为我主持了公道。因为我已被关押了三年,发回重审时,重审法院就以“走私文物罪”判了我三年有期徒刑,而我被抢的李可染、石鲁、李坦克等人的十几幅现价值达几亿人民币的名画和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宝贵文史资料至今下落不明。事实上,我只是将我从青海省文物商店合法购买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景德镇仿制的中国明永乐时期的一个现代工艺瓷瓶(底上“大明永乐年制”简化字款识,此铁的事实充分说明了此瓶绝非禁止出境的国家文物。)在甘肃兰州卖给了香港朋友叶荣庄,附有青海省文物商店的发票和有关不是文物,可以出境的证明。而叶荣庄后来称把此物带到香港又卖给了他的友人,叶带此物出境我完全不知情,而我却被判了三年莫名其妙的“走私文物罪”!出狱后,我不服此判决拟申诉时,习伯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人谁不犯错误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娃娃算了,我才作罢。没想到,多年后,康生的孙子康猛(网上可见)在这次诬告陷害我时,让执法人员把此事写进判决书中,以“证明”我有前科而这次应有罪!

如果没有习伯伯为我主持公道,我也许早已冤死狱中,也就不可能有我可爱的女儿曹君宸了。完全可以这样讲,是我敬爱的习仲勋伯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给了我唯一的女儿生命,这种大恩大德,谁也不可能忘记啊!

我从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喜欢研究世界文明史。以我的笔名曹臣钢及现名曹成钢,在《读者欣赏》及中外有关刊物、报纸上发表多篇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文章,并喜欢中国绘画和书法艺术,酷爱收藏艺术品,因此我被收入《甘肃历代名人录》一书中。

2013年8、9月份,我旅居美国洛杉矶时,经友人介绍认识了美籍华人张延玉(英文名“Lucy”),张拟把其夫阮大白家传的张大千“溶荡荷番图”卖给我,我因从有关报刊和拍卖图录中得知此画是真迹,就想自己先300万美元买下此事再转卖给我香港澳门的朋友,张延玉找她的友人何欣为我出具了此画是真迹的鉴定证书。但康猛背着我却将此画以2400万元人民币卖给了他的买家,康从中净获利1400万元。后因此画曾被修复过而有真假争议时,康猛竟然在曾诈骗我1400万元人民币的黑恶人员赵阳的唆使下,想以3亿人民币的高价强卖康猛以此画为蓝本用高科技电脑扫锚打印的假画给我,而被我痛斥并拒绝后,康猛竟然丧尽天良地恩将仇报,利用他在公检法的私人关系,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谎报假案,将我蓄意诬告陷害。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康猛不但指使有关执法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让执法人员帮助其捏造事实,伪造证据,隐匿、毁灭其有罪的证据,而且他还能量大到可以直接操纵司法,使有关办案人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将我徇私枉法地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此重大冤案自始至终也未查到我诈骗康猛一分钱的任何事实和证据,办理过程中充满了极端的邪恶,毫无公平正义可言!康猛明知何欣是张延玉为卖画给我而伪造了其第一目的为把画卖给我而骗我的鉴定证书,却谎称我为了把画卖给他而让何欣伪造了鉴定证书;康猛明知我没有通过张延玉给过他任何何欣的鉴定证书,却谎称我让张延玉给了他何欣的鉴定证书;康猛明知我没有让张延玉与他签定过任何卖画合同要把画卖给他,却谎称我让张延玉把画卖给他;康猛明知我没有拿过他一分钱,却指使侦察人员余湘海等反复诱供何欣,说他看见了张延玉手机中我要分一半好处费并知此画是假的短信,并诱供何欣称我让他伪造了鉴定证书,并让何欣编造了一些内容完全虚假、情节自相矛盾的虚假供述,以达到其恶意诬告陷害我的罪恶目的;康猛明知我没有骗过他一分钱,却在我被非法抓捕后,骗取我亲朋李维鸿和陈荣贤的200万元人民币,还假惺惺地出具了什么对我的“刑事谅解书”……康猛采取的删改、拼凑、合成的方法伪造了旨在蓄意陷害我的录音中称:张延玉的画是我300万美元卖给张的,而铁的事实这300万美元正是2013年12月10日左右我认为此画是真迹的情况下给张延玉我买其画的出价!这是铁的事实,加上张延玉的证言,充分证实了康猛赤裸裸的诬告陷害我的主观故意非常明显,客观事实非常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侦查人员余湘海等人于2015年10月23日,把我从北京办公室保险柜中搜到的我曾给张延玉拟买其画的300万美元现金支票的存根刻意隐匿、销毁,执法人员帮助康猛陷害我的事实昭然若揭!

2015年10月24日凌晨,我被非法送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看守所时,因心脏刚做了3个支架手术的我病情严重,看守所医生出具了我病情严重,身体状况极差,不宜羁押的医疗证明后,康猛指使该分局副局长彭涛作出违法批示:将曹成钢转往北京市第二看守所继续羁押,奄奄一息的我被戴上了几十斤重的脚镣手铐,被押往北京市第二看守所。康猛伙同执法人员意图变相杀我灭口的主观故意明显,客观事实清楚!

2015年11月20日,我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非法逮捕时,我坚决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并以性命抗争,鲜血灌满了我的上衣和裤褪,我呼唤着我最敬爱的习仲勋伯伯的名字,并说:司法腐败,正义蒙羞,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我死后,我唯一的女儿才8岁,孤悬上海,令我心碎,习伯伯,我恳求您的在天之灵再护祐我可怜的女儿一次吧!可中南海近在咫尺,实却远在天涯!我无助的呼唤,只是招来了该看守所少数无良民警的冷嘲热讽。

2016年10月,此案一审开庭时,我才发现余湘海等人帮助康猛在何欣旨在骗我的,其出具的给我的两人签字鉴定书上捏造了事实,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长关芳却喝止我对此事的当庭控告。其在一审判决书中坚称康猛提供的所称涉案画作与2003年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的,由上海博物馆鉴定专家劳继雄修复并鉴定为真迹,以及2003年上海崇源国际拍卖公司秋季拍卖图录中所载同名画作无任何关系,而何欣出具的两份鉴定证书上有非常清楚的照片、画名、尺寸等,以铁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何欣两份鉴定证书上的画完全肯定就是上述报刊所载画作!如此重大明显的事实与证据存在重大矛盾的地方,为什么一审的审判长关芳和二审的审判长朱军和全体审判人员都视而不见呢?!根本原因就是康猛直接操纵司法,蓄意陷害我的主观故意所致:因为,承认了两者同一,那么康猛伪造的录音中所称该画是我300万美元卖给张延玉的谎言立破!

康猛自称2009年他就已明知此画是张延玉的并对此画就有兴趣,而他于2013年8、9月份在美国洛杉矶第一次与我见面时,张延玉就明确告知他,认识我才不到一个月,怎么可能是我卖该画给张的呢?承认二者不同,康猛怎么可能会因为何欣伪造的证书而上当受骗呢?承认二者同一,那么不是鉴定专家的何欣,在上述专家和报刊均称为此画是真迹的情况下,他曾明确告知我和张延玉此画是假的供述就完全虚假!即何欣从何而知此画是假呢,凭什么呢?更何况此画曾因发霉严重被劳继雄修复过,除劳本人以专家身份看过此画原作外,其后的任何人看过的都不是原作,不是专家的何欣凭什么一口认定是假画呢?

何欣的供述中曾称,此画被掉包,这正是康猛再次操纵司法的具体表现,因为纵观全案的事实,只有康猛才有条件掉包此画后,在赵阳的唆使下,利用何欣伪造的鉴定证书谎报假案而蓄意陷害我!无论此画是被何人掉包,都不可能是何欣出具的两份鉴定证书上的画,那么,康猛怎么可能因为何欣伪造的任何鉴定证书而受骗呢?造成此情节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根本原因就是康猛伙同少数腐败的执法人员故意弄虚作假,意在诬告陷害我并谋夺我的巨额合法财产。他们的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就是帮助康猛刻意掩盖康猛根据上述报刊把画卖了别人后,又利用何欣伪造的鉴定证书谎报假案陷害我的事实。侦察、起诉、一、二审审判人员全部坚称康猛因为何欣的两份鉴定证书而上当受骗,那么在侦查阶段余湘海等侦察人员为什么不向我出具此证书,以笔录证实我何时让张延玉将此两证书交给康猛的呢?因为康猛非常清楚自2013年12月15日晚上8、9点至2014年4月初,我根本没见过张延玉,不可能把何欣2013年12月16日才出具的两份鉴定证书通过张延玉交给他;2016年10月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何欣还出具过只有单国强一人签名的鉴定证书;而两人签名的鉴定证书自2013年12月17日至2015年10月23日一直在我手上,此证书康猛不知且不可能在他手上,是余湘海于2015年10月24日从我办公室搜走后非法交给康猛的。如果在侦察阶段让我辨认此两份证书,笔录中我会说出实情,他们的假戏就难以为继了!

一审判决中,采用康猛用行贿的方式最后得来的虚假鉴定,故意把我亲友的价值2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名画鉴定为假画判决发还康猛,而此画作者于2007年在其北京家中确认此画是真迹并与此画合影的视频和照片以及相关报刊,却被余湘海于2015年10月23日从我北京办公室搜走后,连同画主给我的委托书非法交给了康猛。同时被其从我北京办公室搜走的几幅我从北京中国美术馆门口吴冠中限量版版画专卖店“百雅轩”合法购买的吴冠中版画,被违法基本鉴定常识而非法鉴定为其仿品判决发还康猛;还把我从旧金山友人张涛处花6万美元购买的其父的画,鉴定成张大千的仿制品判决发还康猛!退一万步讲,即使要将上述物品发还康猛,也必须由法院依法没收后,交有关专业拍卖公司公开拍卖,将拍卖所得发还康猛,但一、二审法院为什么连同康猛提供的涉案画作直接判为变价只有几千元而发还康猛呢?这些画中只那幅我友人的大幅名画我就花了装裱费用5万元人民币,凭什么判定只值几千元呢?同类题材同一作者的画,只有我亲友这幅画二分之一大的同名画作,2012年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就以1.15亿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出,而且此画被作者在其艺术自传《我负丹青》一书中详细记述了他与画主的知遇友情,价值更远远高于那幅1.15亿元的作品!这难道不是恶势力强盗伙同少数腐败的司法人员,公然盗用法律的名义公然对我的入室抢劫吗?

我据实实名向有关纪检监察部门提出控告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执法人员王乐本应依法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严肃查处我控告的彭涛、余湘海、关芳等执法人员徇私枉法的职务犯罪行为,但他却在康猛的直接操纵下,于2017年4月17日,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公然威胁我,不许我讲康猛伙同余湘海、关芳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蓄意诬告陷害我的事实。2018年8月18日,此案二审开庭时,王乐等人竟然再次违背事实和法律,将一个立案、证据收集、扣押、辩论、鉴定程序都完全违法,一审故意采信非法证据,据不排除合理怀疑的重大冤假错案说成是程序完全合法,引用法律适当,建议维持原判,而将我方经二审法官同意后从张延玉这个重大冤情的关键证人处取来的完全真实的证言,非法硬说是取证不合法,张延玉是我的利害关系人,而建议维持原判!

此案的二审审判长朱军及审判人员,在当庭证人王炳护的证言及其手机视频,微信等铁证充分证明余湘海伙同康猛在何欣出具的两人签名证书情节上捏造事实,伪造证据陷害了我的情况下,在张延玉等人的证言完全证明了康猛编造假的报案陈述、诬告陷害我的情况下,再次在康猛的直接操纵下,徇私枉法地对我维持了原判。

这起重大冤案,是典型的恶霸康猛,利用私人关系,伙同北京市一些腐败的司法人员,蓄意制造的一起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毫无公平正义可言,充满了极端邪恶的塌方式司法腐败冤假错案!为什么此案中北京市公检法部门的这些执法人员全部甘愿充当康猛这个恶霸的私人衙门打手和保护伞的角色,置良心、起码的职业操守和国法于不顾!说明康猛这个恶霸有恃无恐,有关纪检部门对我的实名控告不作为,就是明证!周永康长期庇护下的刘汉、刘维兄弟俩杀人越货,欺行霸市长达十几年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年轻无辜的生命被冤杀,长达二十几年才获平反的教训还不深刻吗?

康猛何许人也?是臭名昭著的奸贼康生的嫡孙!他自称是中国法学会廉政行为研究会总顾问、中纪委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工作人员,并经常去美国参加对潜逃美国的中国腐败官员的劝返工作。2015年7月份,康猛开着有警灯的黑色奥迪警车,公然到我北京办公室入室抢劫了我一块价值近200万美元的瑞士镶钻名表,为什么无人过问?他打着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的名义,谎称要我支持他在刘金国副书记直接领导下的赴美追逃工作经费,诈骗我从旧金山拍卖公司拍卖来价值达3000万元人民币的两幅吴冠中名画,败坏中纪委和刘金国副书记的名誉,为什么无人过问?2015年6月初,康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在北京地坛公园乙十六号的豪华会所,一间达近600平方米的大宴会厅只摆一桌豪华酒席,接受内蒙古一盗猎国家珍惜保护动物犯罪团伙的宴请,并接受其巨额现金贿赂,为其开脱罪责,作陪的有内蒙古森林公安和国家林业局的一些领导。康猛生活作风腐败堕落。张延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黑帮人员陈奇礼等在旧金山杀害进步作家,美籍华人江南(刘宜良)的重要帮凶,张当时负责陈奇礼等人前往美国的食宿及接送工作,康猛与她保持长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还将其来路不明的1000万元人民币巨款全部用现金的方式,通过与张延玉之间所谓“买画”的方式洗往海外,又谎报假案陷害我、谋夺我巨额合法财产,为什么无人过问?这样的人还能成为中国法学会廉政行为研究会的总顾问吗?

康猛实则是国家安全部或中国政法系统内的一名正局级党员干部,他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苏××,权势人物×××结成团团伙伙的小圈子,×××号称大哥,苏为二哥,康猛为三哥,他们互为照应,严重违法乱纪,势力熏天!

敬爱的习仲勋伯伯,在我深切怀念您的文章里,揭露康猛这个恶霸及其司法腐败保护伞的滔天罪恶,我下定了粉身碎骨和必死的决心!因为,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啊!国法与公平正义决不允许强盗来公然践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记得胡耀邦伯伯曾亲口告诉我,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陷藏很深!“文革”中经康生亲自点名被陷害的人就达603人之多!西方有关学者认为,康生是一个极其阴险狡诈,毫无道德良知的机会主义者!令人费解的是,康生这个恶魔的余孽,其孙康猛现在还能如此疯狂地陷害我!我被陷害入狱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世态炎凉,我方正义的声音噤若寒蝉,我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们公然对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指示精神,是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践踏国法!

敬爱的习伯伯,我身陷冤狱,没有什么可以纪念您,写上一幅给您的挽联:一生革命、善良正直、克勤克俭为人民、勇于担当,浩气长存满乾坤,功勋卓著;两度蒙冤,初心不改,任劳任怨促改革,敢于作为,精神不死昭日月,高山仰止。

此为我不滞于手,不凝于心,对您的真精神之自然流露也!
               
晚侄:曹成钢(笔名:曹臣纲)于狱中

(明镜所刊文章不代表明镜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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