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对话团项小吉30年后说“只剩革命之路”


路透社存档图片:天安门 1989年5月17日。

 

(法广RFI 香港特约甄树基)1989年的项小吉,是政法大学辩论队的明星队员,六四学运期间曾担任北京高校对话团召集人,并两度与政府高官对话,项小吉当年一直相信理性的对话会带来改变。但他在六四30周年的前夕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说:“和平手段用尽了,人民有革命的权力。”

目前是纽约市执业律师的项小吉,被形容对中共心态已从温和派变激进派,扬言现时只剩下革命:“和平手段用尽了,换来的只是坦克机枪屠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有革命的权力,人民有各种反抗手段的权力。”

 

相对于当年一起在广场争取民主的学生们,项小吉承认他算是比较幸运,六四前在政法大学修读国际法硕士,由于英文程度不错,流亡美国后较易适应,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法学硕士。

 

人民日报在4月26日刊登一篇被视为中共内部鹰派抬头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三日之后中共仍要和学生举行对话,项小吉担任政法大学的学生代表,他说:“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学)缺英文老师,请我做英文老师,给本科生教英语课,所以跟学生认识很多。再加上87年的时候,大学第一次辩论大赛获得冠军,相等于最佳辩论员,当时比较出名吧。”

 

法律硕士面对无法无天中共,项小吉差点连会议厅也进不了:“当时在大门的时候,我被拦在外面,其他的学校代表都进去了。我就在等,后来让我进去,坐最后一排,一开始我就一直举手要发言,他们一直不让我发言,让他们事先安排好的人发言。”当时项在其他人发言时仍一直举手,举到连现场记者都错愕,逼得国务院发发言人袁木也要让发言,项当时表明:“学生运动不是动乱,是一个民主运动!”这一场对话,当晚新闻联播播了出来,从1949到89年,第一次转播政府与学生对抗性的谈判。他说:“当时我们对话出来,出门的时候各国记者就围上来要跟我谈,我回头就指着何东昌(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说你跟他谈,何恨恨盯着我,他很生气,他没有想到在这个谈话会上,有学生这样反驳他。”

 

项小吉在4.29对话后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并担任团长。项继续寻求对话,偏偏官方不予理睬,直至5月13日学生开始绝食:“到了5月14号中午的时候,他们通知我,同意了跟对话代表团对话,当时学生有一个要求,要求这个对话要实况转播。”结果官方以“录像带送不出去”为由拒绝,项与官方第二次对话中断。项争取第三次对话,不料19日北京戒严,对话门路完全堵死。

 

项小吉30年前没想过推翻共产党,“当时我们想用对话,新的方式推动政府改革。4月份、5月份,在戒严之前,5.17宣言之前,大家也是以对话为诉求。当时没有提出要推翻政府,没有这个诉求。”

 

但眼见今日中共倒行逆施,当日最温和的他也转变了,“对今天来讲,民间民众来讲只能考虑革命,只能考虑推翻共产党的问题。对话在目前中国这个氛围下是行不通的,因为政府那一方,包括89年也不想对话”。项更进一步说:“面对一个残酷专制的政府,人民有自衞的权力,你看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如果说你和平手段用尽了,你换来的只是坦克机枪,只是屠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有革命的权力,人民有各种反抗手段的权力。”

 

人在美国的项小吉坦认民运人士在海外可做的事情不多,但不代表不能推动中国革命,“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把民主理念,自由思想,传播到中国国内。另一方面,游说一些外国政府,影响她们的对话政策,不是一味的迁就中国政府。一些人为经济利益对中国的人权完全不关心,我们可用一些事实,一些分析,来游说一些外国政府,让她们继续关心中国的人权。”

 

当今的中国力量已经威胁全球,30年内中国已无大型集会示威,不少人质疑中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项小吉引述了古希腊的语句:“他们说我们看不到希望,其实他们也没有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他认为今日中共亦无希望,中共利用科技钳制人民,但维稳费高企可印证出民间怨恨很强烈,科技反过来亦可使思想流通,“维持这个统治非常困难”。他认为只要发生一个意外,一个引爆点,中国革命将随之而来。他说:“表面上看中共好像经济很好发展,什么第二大经济体。对统治者来讲,她比一般老百姓危机感更强烈,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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