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贼”:五四的反方证人

  五四运动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国贼”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也。三“国贼”的名姓见诸历史教本,遗臭久远,世已熟知。
  如今五四已及百年,历史的尘埃渐落,我们以今视昔,应该能更心平气和地评估那段历史旋涡中的人事:所谓三“国贼”,不过作为外交官员,代表政府对日周旋,若谓有责,责在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段祺瑞政府的替罪羊,而段政府又不过是一个国家在积弱时代的替罪羊而已。


  很显然的,在五四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三“国贼”成了众矢之的,成了耻辱外交的代号,也成了大众泄愤的靶子。这一点前人非无认识。比如早在四十年代,报人张慧剑就有恕词:“中华卖国贼,史称‘曹、陆、章’,然诸人似尚能晚盖,反之,昔日赵家楼之打手,如梅思平等则翻曳尾泥涂,相形之下,遂益丑恶不堪。”(《辰子说林·章宗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意谓五四学生后来有落水成为汉奸者,而曹、陆、章三人倒大体能保持晚节。大约六十年代,赴台的政治学家萨孟武对五四也有一段回忆和反思:“是年,留日学生发动了救国运动,当章宗祥公使回国之时,学生往送者甚多,每人手执旗帜,卷在竹竿之上。学生欢送公使,这是罕见的事,最初章公使也许高兴,那知火车将次开动,旗子展开了,其中乃写‘驱逐卖国贼’等文句。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两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否则抗战之时,何以汪精卫愿为傀儡,而前此所斥为卖国贼之人竟然不肯俯首听命于日本军阀呢?”(《学生时代·一高预科一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只是,即便如此,即便时过境迁,即便大家明白三人身为技术官僚不能承担多少责任,而积怨已成,也就犯不着为他们洗刷——大家宁可忘掉他们,不愿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作为历史符号,承负着太多的灰暗,我们并不愿面对那些灰暗。
  但他们其实是发出过声音的。他们在鼎盛之年,被迫退出政坛,先后都撰写过回忆文字,或正面或侧面为自己辩护,只不过大家选择了听而不闻,除了在专业领域,少有知者论者。

  最早发声的,是三人中相对最不起眼的陆宗舆。
  忘了什么时候,我买到过陆的《五十自述记(附驻日时代交涉案情)》,线装排印红字,薄薄一册,成书于1925年。
  为了北洋政府的利益,1917-1918年间,曹、章、陆三人都曾致力于日本对华的“西原借款”,而陆氏就将他们污名归因于“西原借款”:“若所谓卖国头衔者,实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他说明,该项借款需要他执掌的中华汇业银行代转合同,而他本来拒绝签字,后以军政形势危殆,在段政府诸人恳求之下,始签字同意。这段记录,曾以《段祺瑞的参战和借款》为题发表(《近代史资料》总38号,中华书局1979年版),但仅至“自此吉省方面先起风潮,传染至于北京学潮”而止。原书接下来还有论议:“此中鼓动利用,内外固皆有人在,而润田(曹汝霖)既无余款以布置于事先,复无党与以奋斗于事后,此曹之所以败,而陆亦连类而及矣。顾润田尚斤斤自辨曰:吾所定之合同,实足付款,皆无扣佣。以为可以求谅于天下,而不知天下人之不能相谅者,正自在此。”然后还有一段超出就事论事的自辩:“曰卖国,曰亲日,已久为曹、陆专有之名词。清夜思之,即一己亦莫知所谓。质言之,殆以借款即为卖国,借日款即为亲日之说乎!顾前此之借巨款者,正有其人,而社会上对英美法德等之借款,其观念似大不同。以理论言之,则以国家大权利,而换得外人之金钱者,曰卖国。顾海关、盐课,为国家莫大之税权,此两大权者,今皆在某国之手,如握我咽喉,今虽以全国民气,竟有无法应付之势,全国之人,皆知感绝大之苦痛,然从未闻对于抵押海关、盐课之人,有若何之评判。而曹、陆之借之款,不但押品皆空,而本息均尚无着;日本方面,且莫不痛恨西原贷款之失败,谓被欺于陆、曹。此中日两国之人,见解之不同,亦一奇事也。”意思是说,过去将关税、盐税作抵押以借外债,于主权损害甚大,并未受到指摘,如今“西原借款”于主权并无损害,反倒备受责难。我以为这一反诘是有力的。

  至于章宗祥,著有《任阙斋主人自述》,全稿似未刊。其1916-1919年部分,以《东京之三年》为题发表(最早摘录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后全文收入《近代史资料》总38号),内容纯系外交活动的实录,未涉及五四。其早年求学、教学部分,后来径以《任阙斋主人自述》为题发表(《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里面倒有一处有关五四的插述。
  章氏留日时借居思想家中江兆民家,与其子中江丑吉结下交情,遂有了五四时共患难的一幕:“有贺长雄至北京任总统府顾问,丑吉君充其秘书,遂久留北京。……五四之役,余伤仆赵家楼院中,丑吉君救护余至同仁医院,途中受学生殴击,亦受微伤,可谓生死之交矣。”但点到为止,未有申议。下文提到日俄战争时,留学界有激进学生提议组织义勇队,赴东北参战,这时章氏发了几句议论:“大凡群众附和之事,若以正理答之,必不见听,其结果乃得‘不爱国’之绰号。”说这些话时,恐怕他心里也会浮现起五四的情形,浮现起他被学生殴打的情形吧。那么,就不妨将此视为他对五四的间接批评。

  三人之中,曹汝霖活得最长,作口述自传的年代也最晚,其书原名《一生之回忆》,署“九十老人曹汝霖著”,我有1966年香港春秋杂志社刊行的初版。近年大陆重版名为《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最易得见。
  在全书前言里,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史,曹氏有简要而明白的申辩:“自服官外部,职务所系,与日本接触特多。终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决,由是反对者疑我迁就日人,以仇视日人者转而忌嫉于我,加我以亲日之名。及入民国,日本态度趋于强硬,乘欧战方酣,逞其野心,出兵占领青岛,犹以为未足,又提二十一条。余与陆子兴(徵祥)外长,权衡利害,折冲樽俎,虽未全部承认,终屈于日本之最后通牒。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如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而最后复下转语:“回忆抗战期中,国人捐生赴义,前仆后继;则余招尤受谤,仅为政治之牺牲,其事渺小,又何足论。”虽为个人的遭际表不平,但终能自大历史的立场表示谅解,其心态大抵可取。
  又书中第六八节“五四运动终身留冤诬”一节,则详述他在五四前后的遭际,末尾更有诘难:“……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哪知反对者所利用之工具,反为阴谋野心家渗入利用,遂使此风弥漫全国,以后遇事,辄以学潮游行为武器,扰扰嚷攘,永无停止。直至大陆变色,此风反戛然而止。推原祸始,未始非五四运动为阶之厉也。”他突出五四作为群众运动的一面,批判其后来的消极影响——借用《星战》的话,可谓历史之“原力的黑暗面”——这当然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的。
  关于曹汝霖,还有个小八卦。他在二十年代娶了一位上海女学生为妾,而这位女学生据说在五四时曾参加游行(吴相湘《亲日三伙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民国人物列传》下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75年版)。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家室内部,曹氏早已跟五四的历史达成了和解呢?

  总的来说,三人的自辩虽不无怨气,但言语皆有条理,可算得体。他们的回忆容有讳饰之辞,但毕竟提供了另一视角的史料,若出于“爱国”立场便抹杀其言,在史学上自是不公平的。
  他们是历史的反方证人。这些固然是自我辩护,可也是历史见证。他们的声音,我们应该倾听。

  当五四运动爆发,北洋政府迫于舆论民情激化,不得不将曹、陆、章免职,据云段祺瑞对他们表示:“这次的事,他们本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吴相湘《亲日三伙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联系到曹汝霖的自述里,有段氏赠他的一首诗:“卖国曹陆章,何尝究所以。章我素远隔,何故谤未弭。三君曾同学,宫商联角徵。休怪殃池鱼,亦因城门燬。欧战我积弱,比邻恰染指。陆持节扶桑,樽俎费唇齿。撤回第五条,助力亦足使。曹迭掌度支,谰言腾薏苡。贷债乃通例,胡不谅人只?款皆十足交,丝毫未肥己。列邦所希有,诬蔑乃复尔。忠恕固难喻,甘以非为是。数虽一亿零,案可考终始。参战所收回,奚啻十倍蓰。”(《一生之回忆》之七五)两相对照,段氏对曹、陆、章的体谅是可信的。段以总理的地位,不便公开为他们辩诬,这是私下表示安慰的意思,不失其政治大老的风度。此诗所言,也可与三人的自述相印证,很可以为他们洗刷污名。

  还有,陆宗舆私底下曾有言:“日本人野心太大,这是我们的祸害,国家不强,打不过人家,和人家讲理人家不听,有些地方只能吃亏一点,现在硬不起来,不让步不行。人家骂我们是卖国贼亲日派,那么请他们来担当外交,恐怕也不见得高明多少吧!”(王启勋《我所知道的陆宗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一册)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同意的话。
  晚清以来,是中国的乱世衰世,政治中人了解太多内幕,也深知国弱兵残,往往过于现实;而当日又是政治话语泛滥的时代,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多受激进民族主义熏染,把天下事看得太易,又往往过于理想。在上者多暮气,容易沦于妥协;在下者多意气,又容易流于冒进。上层与下层的隔膜,现实与理想的反差,遂成政治斗争与社会冲突之源,求其中道,戛戛其难。对于爱国者的激情,我们已报以足够多的喝彩,对于谋国者的苦心,我们也该多一些“了解之同情”的。我想,这才是对于五四“国贼”所宜有的态度。
  当我们无力付诸一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国贼”来渲泄集体的愤怒;正如当我们无力了结一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汉奸”来承担集体的耻辱。我们需要历史的替罪羊,这就是人性吧。
  说起来,陆宗舆、章宗祥都是浙江人,曹汝霖祖籍也是浙江,三人都在少年时留学日本,返国后都成为末代王朝的新晋干员,入民国后都从事外交事务,可谓同人同命,同其升沉。

  过去检读政治家、法学家张耀曾的日记,曾留意到1929年的一段:“晚赴金问泗之约,汪衮甫在座,不晤七八年,谈日本情形甚详。汪与曹、陆、章称四大金刚,今彼三人皆受通缉,而汪独能稳坐日使一席。固其行动能察大势,协时宜,然不能不谓巧于肆应也。”(《求不得斋日记》,《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汪衮甫,即汪荣宝,也是留日出身,自清季至民初,其政治轨迹都与曹、陆、章相仿佛,宜乎被时人并举为“四大金刚”;只是他稍后另任比利时、瑞士公使,完美地避开了五四这个历史分叉口,继而自西洋返东洋,久任驻日公使,终于承担了本来由曹、陆、章所承担的工作。国之干城乎?国之蟊贼乎?对照汪的独善其身,益令人感慨曹、陆、章三氏的政治歧路。
  时代的覆巢之下,孰为完卵,是完全无法预期的。

  胡文辉,历史的擦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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