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下令收紧书号恐导致“某一块知识的系统性遗忘”


出版人邢海鸟的微博截图
网络

 

(法广RFI 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根据网媒端传媒引述大陆多个编辑证实,201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已向国内各出版社下发了一份内部文件,明确提到将缩减书号总量、压缩图书品种。事实上,早在去年,“书号收缩”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大陆出版界。2018年3月5日,认证身份为“三鼎甲图书公司总经理”的“出版人邢海鸟”在微博上称:“2018年是出版严控之年,出版总局减少10万个书号,约占全年书号的三分之一......”

如果2018是出版严控之年,2019果然不幸成为出版寒冬之年,尤其对民营出版业而言。据端传媒的报道指出,曾在民营出版机构任世界史图书编辑的金城(端传媒称为保护接受访问者,名字皆为化名)说:“这样久而久之,会导致整个文化对某一块知识的系统性遗忘吧。”

 

书号制度,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管治手段。书号并不易得。它由中央宣传部掌管、分配,只供特定身份的出版社申请,且建有一套审查流程,没有书号申领资格的民营出版公司,必须与有资格的出版社合作,才能获得书号。这套本已繁琐、严格的制度,如今又再次收紧了入口,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图书出版种类的减少,还包括在题材和内容上的被动审查和自我审查。

报道指,在过去近10年,一些民营出版公司逐渐与国有出版社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也帮助国有出版社塑起品牌。报道指,虽然民营公司市场占有率仅8.8%,但三大畅销榜(虚构类、非虚构类、少儿类)TOP10上,超过半数的图书都来自民营机构。

 

报道指,几乎所有接受端传媒采访的图书编辑都表示,虽然书号额度从未完全放开过,但2018年之前,书号总是够用的,增补也比较灵活。到了2018年,情况就变了。三辉的图书编辑严肖了解到,现在最贵的书号已涨到了2.5万元(人民币,下同)一个,而在2018年以前,价格还在1万左右。甚至,出钱也买不到书号了。报道又引述曾在上海某高校出版社工作的余辛表示,其就职的出版社属于“意识形态上比较令人放心的”一类,往年书号都呈增长状态,有不少富余。但2018年开始,“书号就与上一年齐平了,社里因此开始严控给予民营公司的书号额度。”

书号变贵,可合作社变少,出版机构也就没有办法完成整年度的出版计划 ,继而影响其收益和持续生产。增长的书号成本会被分摊到书籍价格上 。

 

依据中宣部下发的2019年主题出版工作要求,其中明确了五方面的选题重点,包括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浓厚氛围;围绕宣传阐释中央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充分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在内。

中宣部解释其目的是“从增加品种数的粗放式增长,向着重选题质量的精细化增长转型”。严肖并不认同这样可以提高书的质量。他说:“缩减书号的直接后果是,编辑需要在一系列待报的图书选题中考虑优先级 经济效益高的、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也就自然被放在了前头。”

 

选题、编审、质检就像设置好的一层层滤网,将可能的敏感图书和内容给基本过滤干净了。“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整个文化对某一块知识的系统性遗忘吧。”金城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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