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护照的酸甜苦辣

 

近日网传,最近国内开始严控公民因私出国,管控范围持续扩大,不仅是基层政府公务员、国企员工出国受到限制,学校教师、医护人员也受到限制,越来越多的人被强制要求上缴护照,违者将遭到处罚。

湖北省委组织部和省公安厅为此专门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责令有关部门要把证照上缴问题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对待。一国企公司近20名员工因逾期未上缴护照受到处罚,包括党内警告、降级、罚款500至5000元人民币等,还有同事被纪检部门官员叫去训话。据闻,宁夏、河北、福建、辽宁等不少省市区,也出台了类似的文件。

目前国内,限制出国的范围持续扩大,已影响到各行各业的民众。报导指出,《福建医科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境)政审工作规定》要求对申请出国人员进行严格审查。

一位办理过出国旅游的人士还透露,他申请时不仅被严格审批,出国前还被要求写“承诺书”,内容包括不准参加任何境外组织,不准发表所谓的不利于国家的言论,不准泄露所谓的国家机密等。(杨向文,《当局强制收缴公民护照,想出国须严格审查》,《寒冬》,2019年4月26日)

众所周知,护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发给本国公民或国民的一种旅行证件,用于证明持有人的身份和国籍,以便其出入本国及在外国旅行,同时亦用于请求有关外国当局给予持照人通行便利及保护,仅此而已。绝大多数正常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有迁徙和旅行自由,这是公民的神圣权利,任何部门(包括政府各级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侵犯此权利。因而公民有持有护照的合法权力,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拖延颁发。任何部门都无权扣押公民的护照,除非当事人因涉嫌犯罪和其他法律指控,不得随意离开某指定的区域,有关执法部门方可暂扣其护照。

当然作为一个“有特色”的国家,自然不在正常国家之列,根据政治需要随意拒绝颁发和强行扣押公民护照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实,严控和扣押护照并非今日才始的,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是当局的标准程序。当年我就曾有两次这样的经历,只是那时普通民众能有机会出国的人少而又少,根本接触不到护照,甚至不知道护照为何物,一般人无法得知而已。

我第一次有幸见到护照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即将结束,经导师联系,我到当地一家知名大型国企的研究院去做毕业论文,在一个有八、九个人的研究组一起攻关一个科研项目。实际上他们的课题早已定论,已不是什么新课题,我们每天的中试工作,就是测试、分析一批样品的各种理化参数,并据此对其组分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为其上正式的大型装置做最后的准备。那时文革刚过,科学技术已被定义为生产力,知识分子也抛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正逐渐被重视起来成了香饽饽,似乎“科学的春天”要来了。组里基本上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因而学术气氛浓厚,每个人都很敬业,组里的人际关系和谐融洽。因技术职称的评审从六十年代就完全停顿了,因而组里所有的大学生成员,即便毕业十多年了,还都是同一个“技术员”职称。

组里有个技术员,其妻是朝鲜族,直系亲属仍在朝鲜,十多年没见面了,从文革后的1978年开始申请赴朝探亲,历经数次上下“公文旅游”的各种政治审查和不懈的努力,“屡败屡战”,终于被批准了。临出发的前一天,这个技术员兴高采烈地来和组里告别,大概是应组里同事相求,带来了护照以供大家瞻仰这个来之不易的宝贝。护照传到我的手里,我小心翼翼地翻看着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神秘劳什子,有点莫名的躁动、兴奋,虔诚得只差没有沐浴焚香了。其他特征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护照照片是二寸大的一家四口全家福,夫妻俩和两个孩子,好像是全家四人只有这一本护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护照的模样。

当时这个技术员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可陪妻子去异国探视从未谋面的亲戚,忧的是即便是去朝鲜这样近在咫尺的邻国,其高昂的费用也令一般民众难于承担。听他说,朝鲜当时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多了,出国探亲又不能太寒酸丢国家的脸,还要给亲戚带礼物,很是发愁。在那每月工资仅四、五十元的时代,绝大多数人都是“月光族”,能撑到发工资而不经济危机者少而又少。他们又是因私出国,并无任何补贴和费用报销。因而从几年前开始申请,他们就省吃俭用,硬是从牙缝里抠出了两百多元,又经领导特批,从工会借了三百元的巨款,这才勉强够全家缝制出国礼服、旅费和几件几乎拿不出手的礼物的钱。他很愁怅如此囊中羞涩,何以面对朝鲜的亲戚,同事们都只能“红口白牙”地安慰、宽心,即便是有心也实在无力帮助。

一个月后他回来上班了,没过两天,院里政工干部就来通知他,说接上边电话要他尽快将护照交回到有关部门保管。他说我花几十块钱办的私人护照为什么还要交上去,不明白其中的缘由。还好,毕竟到了科学的春天,也没有人再像以往那样敢对臭老九们恶言相对甚至上纲上线。那来人只好耐心仔细解释再三,说这是上面的章程,没有理由只能照办。他虽刚开始愤愤不平,到后来却也只能诺诺连声称是,第二天麻溜地交上去了。在交上去前,他又将护照带到组里,同事们再一次像拜谒圣物一样翻看了一番,我发现上面多了两个出、入中国边防的红色中文印章,另有两个朝鲜文的印章,大概也是出入境的凭据吧。

我自己能拥有护照,那是直到八十年代末的事了。我的一篇论文被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接受,收到了大会发来的邀请函。按学校规定,所有参加学术会议的开销须从本人科研经费中出。恰逢我作为学校的首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博士后,从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刚申请到一笔不菲的科研经费,其中还包括一笔美元外汇,有这笔钱才有了参会的可能。那时,出国是件大事,需要层层政审把关,大概祖宗八代,所有社会关系都要捋一遍。还算顺利,系、校很快批准了我的与会申请,并报国家教委通过了,前后才不过月余时间,效率是很高的了。

当时各种类型的护照都直接在省政府办,不像后来归公安局管。于是我拿着学校外事办出据的公函,抱着一大袋包括各级部门批件和大会邀请函的材料,去了省政府外事处。办事员仔细审核了所有附件后,当场应允,收了二十元的护照工本费,让我在出国一周前,持当地公安机关的出境许可证来拿护照,并特别强调不可早,对此我虽不知是何意,也懒得去细究。但却着急了,这哪成,按教委规定,会前一月务必要将护照寄至教委,以便统一办理签证。出国前一周才给哪再有时间,难道她不知道出国除要护照,还须要他国的签证吗?我慌忙翻出教委的有关来函,又经交涉,那办事员才改口要我三日后来取。

三天后按约我去省政府领取护照,拿到手后心情激动难抑自不必说,这是一本深咖啡色皮面的“因公护照”,仔细检查所填所有栏目准确无误后,我正要起身,办事员拿出早已开好的五十元押金收据,要我付款。我以为她搞错了,忙解释说二十元的工本费我已交过了,她说没错,工本费你交过了,这是押金。忙问何为押金? 为何要交? 她说,按规定,回国后务必要在两周内交回护照,逾期则不退押金,还要写检讨,并会影响下次使用。我傻了眼,哪会知道还有这个规定。这时才隐约记起七、八年前研究院那位技术员回交护照的往事,也理解了办事员要我出国前一周方可去拿,而不得提前的缘由。即要控制并保证护照在个人手里的时间尽可能的短,以防止个人未经组织批准而私自使用护照。天哪,这是把老百姓当贼在防,怕没有权力用手投票的民众用脚投票。其实即便是任我随意出走,就凭我那两吊钱的瘦工资,哪里也去不了的!

那时我的工资虽已涨到七、八十元,加上每月一百元的博士后津贴,已高于系里那些工作了几十年的副教授们,属系里的高薪阶层,但五十元仍是个大数字,尤其正值月底,口袋里不可能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于是只好抱歉一声,打道回府去筹款。因是月底,有余钱者不多,费了一番周折,总算凑齐了五十元。第二天赶在上班前到了省政府,拿回了期待已久的宝贝护照,怕耽误事,返回学校后直接交到外事办,请他们寄往北京教委办签证。

离会期还剩半月,仍没有签证的消息,只好跑到校外事办询问。这才知我的护照半月前就已签好寄回了,只是按省上规定,在出境前一周方可交与本人。我虽心里骂娘,却也不好为难办事员,他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只好悻悻而归。好不容易挨到规定时日,我拿着从公安局办好的出境许可证,总算领回了护照。

现在国内护照普遍如萝卜白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物件,但在当时却依然稀罕。得知我办好了护照,两家的亲属们纷纷上门一窥其貌,此前几乎没有人见过,他们拿在手里仔细揣摩的神态,犹如多年前第一次见到时一般。

从日本回来后的第三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省政府外事处上交了护照,倒不是怕违了规定,而是又到了月底,家里四口人还急吼吼地等着那五十元派用场呢!

转眼就到了来年,经导师的推荐和帮助,终于在美国一大学觅得一博士后的位置,而且得到系、校和教委的批准,以“自费公派”的名义赴美。年前去日本时办的护照是五年有效的,因而就省却了办理护照的诸多麻烦。按国家教委外事部门的安排,我要在北京参加两周的出国集训和办理签证、预定机票事宜,时间定在5月21日。出发前去省政府拿回了护照,有了上次的经验,去时带足了五十元的押金。

这次集训的时间点真不是好时候。那是1989年的事,5月20日下了火车,刚被宣布戒严的北京城里乱成了一锅粥,到处是路障和停驶的公交车,广播车和路旁的高音喇叭在声嘶力竭、一遍又一遍地宣读着戒严令,似乎即将进入战争状态,令人毛骨悚然。教委集训基地在郊区,早已找不到去那里的公交车,只好从火车站步行到天桥附近导师所在的研究所,暂时借宿在师弟们的宿舍里再想办法。刚好所里来访的外宾次日要外出游览,经陪同的师弟们斡旋和安排,他们顺路将我捎带到基地,总算没有耽搁集训。

两周的集训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期间专门安排时间送学员们到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去面试签证。当我把护照递入签证窗口后,签证官倒没有怎么难为,只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虽然我的英语很烂,也还是勉强应付过去了。6月3日上午按约去了美使馆,领回了盖了蓝色签证“大印”的护照。翻来复去地看着手中的护照,心中欣喜难抑,隐隐地感觉到,这本护照大概会给我带来此生的另一次大的命运转折。

因时间还早,顺便去了天安门广场,从远处看那里到处是旗帜和帐篷,还有那尊“自由女神”塑像。此时的北京中午气温已达30度左右,我穿着短衣短裤在阳光下仍大汗淋漓。此时的帐篷也就成了“塑料大棚”,里面温度至少在40度以上。我穿梭在帐篷间,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刚好看到我们学校的旗帜,就凑过去了。还好,有几个学生在帐篷旁席地而坐,面红耳赤地在争论着什么问题。

“他乡遇故知”被列为人生四大幸事之一,虽和这几个学生并不认识,在北京见到他们还是感到蛮亲切的。经寒暄方得知,因天热,白天在帐篷里几乎无法待,北京本地的学生,白天大多撤回了学校,或在广场周围的建筑里纳凉,外地学生也都就近找地方避热,只有到了晚上才会再聚集回来。据他们讲,我校有几十个赴京学生在广场,由于在打一场看不到结果的疲劳战,又逢天热,士气普遍有些低落。他们估计如这样拖下去,过不了几天学生们就会散去的。对这些“反官倒、反腐败”、不辞劳苦抗争的学子们,内心里充满了由衷的敬佩,因出差在外,也无以表达支持之情,仅将身上所带的不多的一点钱留给他们略表心意。

当晚乘火车返回,经三十多小时的旅途颠簸,5日晨回到家中。家人见我毫发无损都如释重负,生怕我被卷在其中受害,也担心我会被困在北京暂时回不来。我这才知道发生大事了,在北京发生了用坦克、重武器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流血惨案。当时没有手机,列车上的广播也不会播报此类消息,路途中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到学校后,上上下下都被卷入了那场惨案的余波中,没有人再记得“护照不得在个人手中保存”的规定,我也懒得去自找麻烦,擅自将我的护照“滞留”手中近一月。

半月后,接到教委集训部的通知,我的赴美机票被定在7月4日,于是除加紧办置出国的行头外,还要去户籍所在的当地派出所办理出境许可证。当时“六四”刚过,欲出境者需由单位出具“没有参加动乱”的证明方可。好在那时虽同情、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但凭以往的经验知道秋后算账时,教师身份和学生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也就没有太张狂,仅随大流而已,所以很轻易地就拿到系里和校方的证明。因是一年期的出国,按规定要注销户口,交回身份证。那时刚开始实行身份证,上面黏贴着黑白一寸照片,看着户籍员撕下了我身份证上的照片还我,当场销毁了身份证,又在户口簿我的那一页上,盖了一个红色的“注销”印记。当时心情十分复杂,看来我已被注销了户籍,在国内就已是“黑人黑户”了。

几天后,拖着一个大箱子,怀揣着护照和由特批“外汇额度”换来的50美金开始了我的旅美历程。一年后,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和我团聚在美国。

到了美国,虽很快就有了“驾照”这个身份证,但护照却是当仁不让的第一身份要件,办理一些事涉身份的大事都少不了。大概是离得太远够不着,自己的护照自己保管,再也没有人来催你交回。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到期的护照也换了一本又一本,因公换成了因私,直型的换成了横型的,直到有一天换上了深蓝皮面的美国护照。这才知道在美国申领护照通过邮局就可以办理了,只要是美国公民,就可以申请,不需要政治审查,也不需要其他任何审查,只要交了工本费,就在家中等待邮差送上门。这些年来,除了出入海关外,好像还没有人查看过护照,更不要说扣押。一晃十年期的美国护照已换了两本,很快就要换第三本了,几十年里在美国走南闯北,曾在多个地方讨生活,说走就走,不用申请,也不要任何人批准。

那年,去国多年第一次探亲回国,一日路过省政府,忽然想起当年我还在此有五十元的护照押金,往事就像昨日才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忽然涌上心头,不胜嘘唏。当时,五十元是许多人一月的工资,一家数人的生活费,几乎可买小半扇猪肉,而如今恐怕连一个稍大点的猪肘子都买不来了。

单若水,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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