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可炸死,不願餓死——中原血禍·田野手記之四

製作鞭炮是一種危險的行業,很容易發生爆炸事故,國家明令禁止私自生產。而艾滋病村的村民把它當成了救命的稻草。由於沒有其他生產門路,村裏幾乎家家戶戶都在非法製作鞭炮,就像當年賣血,是全村人的“生意”,使尹莊遭遇又一場災難,也可以說是艾滋災難的繼續



劉倩 專稿


【《内幕》編者按:關於河南艾滋病的真相,從來就沒有真正公開過。從2004年夏秋時節開始,本文作者以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員的身份,有機會進入河南艾滋病疫區做調研,多次往返於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莊,見證了慘絕人寰的世間悲劇。本刊特開闢“中原血禍·田野手記”專欄,請作者每月惠賜一篇。這是第四篇。】


自從我悄悄住進了尹莊村裏,村民來找我說得最多的就是“炮的事”。製作煙花爆竹,尹莊人叫“做炮”。這是原本是一種流行在中國鄉間的傳統手藝,許多地方鄉村的老百姓,在冬季農閑的日子裏製作鞭炮,新春時節出賣,補貼家用。這也是一種危險的行業,很容易發生爆炸事故,國家明令禁止私自生產。而這裏的艾滋病人把它當成了救命的稻草——由於沒有其他生產門路,村裏幾乎家家戶戶都在非法製作鞭炮,就像當年賣血,是全村人的“生意”。非法生產煙花爆竹,使尹莊遭遇又一場災難。也可以說,它是艾滋災難的繼續。
“村民作鞭炮擋不住,合法不合法都要幹,說是讓我幹我也得幹,不讓幹也得幹,我得活。寧可炸死,不願餓死!”時任村主任李衛華說。

“炮的事”

2004年冬季我第一次進尹莊,杜俊梅是我碰到的第一個“做炮”炸傷的艾滋病人。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的“炮的事”。杜俊梅用圍巾把頭臉蒙著,只露出一雙眼睛和紅赤赤的腫脹著的嘴唇,一雙手也包裹著,抱在胸前。她的丈夫也被炸傷,加之艾滋病發病,臥床不起。
2005年秋季,我又遇見杜俊梅。她的頭不再包裹,袒露著滿臉傷疤,她脫下破舊的手套,向我展示一雙完全變形的手。她的丈夫已經死去。


杜俊梅袒露著滿臉傷疤。


杜俊梅的手完全變形。

——你現在幹些什麽?我問杜俊梅。
答:安炮捻子。全村人都做炮。我這手安不了多少了。閨女手快,今天星期不上學,閨女安炮捻,自己掙個書本錢。
跟隨杜俊梅走進鄰家院子,這裏是一處安裝炮捻的作業工場。一群孩子在院子裏安炮捻,杜俊梅的女兒坐在其間。只見她雙手動作飛快,神情專注。

——安一盤炮捻多少錢?我走過去問女孩。
一毛三。
——你一天能安多少盤?
三、四十盤。
——能掙多少錢?
女孩不直接回答,而是說:十個(盤)一塊多。

這時,孩子流淚了,卻並不停下手裏的作業。女孩用沾滿炮藥粉末的手背抹去臉上的淚水,臉上也沾滿了黑灰色的炮藥。旁邊,女孩的滿臉疤痕雙手變形的母親說:“夠她的書本錢了,閨女安炮捻的錢,平常買菜買鹽也用……”女孩繼續插炮捻,低著頭流著淚,雙唇緊閉,插得極快。這所院落的女主人也在安炮捻,跟她圍坐一起安炮捻的是一些婦女。

隔壁另一家院落裏,也有兩個小學生模樣的孩子在安炮捻。再過去是一處無人居住的空房院落,現在也成了安炮捻的場地。村人告訴說,男的死了,女的走了。“丈夫將(剛剛)把房蓋好,就畢(死)了。”
村莊西頭、南頭的空地裏,是更大的炮場。一個個用玉米稭圈成的“圍子”裏,是一群群做炮的村民,擀捻子、配藥、摔炮餅子、裝藥……


孩子在院子裏忙著安炮捻。


“這一回被抓住,死路一條了!”

2006年初,村主任帶我悄悄進村,住在村民李可頂家的樓上。村民來找我說得最多的就是“炮的事”,村裏幾乎家家戶戶都做炮,經常有人被抓被罰。頭一天,房東李可頂“打探”回來說:昨晚李存兄弟三家的炮,在東張莊窯場裝車時被查住了,罰1萬元。第二天衛華來說,有人想見見你,想跟你說說“炮的事”,就是夜黑(昨天夜裏)被抓住那一家。

李存是我住進村後第一個主動找我的人。和以後所有人一樣,一上來都是先訴說艾滋病苦難。李存說——

【我兄弟五個,妯娌五個,十人都賣血,我賣血早,沒賣單採沒感染艾滋病,另外四兄弟都感染了。二哥、三哥己死,五弟病重。父母年紀大了,半身不遂。現在弟兄五家,倆老人,全靠我一人了。二哥看病錢花幹,留下兒子還小,女兒殘疾。三嫂另走一家帶走一個女兒,兒子16歲就跟著我外出打工。五弟已發病(衛華插話:就是你前幾天見過的,說下面一直流水),弟媳艾滋病,還有子宮癌,兩個孩子都小著哩,將來都得跟我。

這一回是俺弟兄仨,我、堂哥、五弟,三家合一起走炮(走炮,把做好的鞭炮裝車運出銷售),主要是幫五弟家賣炮,他兩口這種情況,兩個孩子無論將來是丟到誰跟前,想給他們留兩個(錢)。夜黑在卞路口鄉張莊窯場,一共6個人,正裝車,一扭頭見一輛小車開過來了!就趕緊跑,人躲起來。堂哥跑得慢了,就藏房後頭,叫逮住了。我們幾個跑得遠,趴麥地、藏磚後,眼看著人給抓走了。

現在都是這,派出所出來抓人,抓著送拘留所,戶家給錢“撈人”,錢少了不中。連夜我找所長的熟人說情,當時先給1000元穩住。那邊說要罰款1萬元,再給派出所裏見人(每人)買一雙皮鞋。又通過熟人說說,最終同意罰5000元,請客送禮又1500元——當時不先送1000元穩住,立馬就送拘留了。不是人叫抓住了,炮就不要了,沒辦法。幾家才湊這一車炮。紮本(本錢)11000元,能賺2000元,貨運到對方付款,共值13000元。沒法活了!9月間己經叫抓過一回了。那一車炮值價1萬元,抓了3人,直接上家抓人,連人帶車一起帶走哩,那一回“撈人”花了5000多元。】


李存弟兄和父母。

——這麽冒風險,為什麽還要幹?
【沒法,倆老得養活、得治病,幾家小的得管。
上一回是在家院裏被抓的,有內線。派出所抓幾鋪子了,信兒咋恁準?派出所出“舉報信息費”2000元。村裏人都知道有內奸。這一回不敢在村裏了,跑張莊親戚包的窯場,還是叫抓住了。這一車死路一條了!想著我們不都是有老有小,就拼上了,早晚是個死!……這,跑一夜,借6000元扒人。我那嫂子坐路當中哭得,多少人掉眼淚。孩子該成媒時候,找老婆不好找,大兒在湖南打工結婚,蓋不起房不回來。東借西借紮本做點炮,這又叫抓了……。】

李存說,村裏艾滋病戶都在做炮。打工,沒力氣,艾滋病不敢下力,出汗就發病。做炮,又不卡死(卡死,嚴格禁止),叫你幹,就是走不了貨。前幾天派出所查住最大一鋪,“十幾家的炮合在一起走(運出),價值35000元”,派出所沒收賣掉了。艾滋病人坐在派出所哭,路上人都同情。其中有一家兩口艾滋病,一個傻兒子。這幾天又沒收五鋪子了,值十幾萬。炮拉到于海峰炮廠去了。于海峰跟派出所長關系好,炮廠他們合夥開。派出所與炮廠合夥做生意,沒收的貨拉炮廠賣錢,派出所抓人還收“買人錢”。俺村冤事多了,告狀他抓你,罪名定得重重的,你上訪還沒走到,派出所就攔住了。

李存說,真算起來,村裏幾乎每家都有艾滋病。就是有的家沒有,他兄弟家也得有,家家不漏。像我們家說起來一大家人,但細數起來沒有人(健康人)。現在五弟兩口病重了,當時就是為交提留款計劃生育罰款三五十、百八十(元)應個急才賣血。艾滋病人借錢沒人敢借,賣糧食紮本做炮,這一回紮的本賠光。
兩位老人,李存的父母,拄著拐杖,顫顫巍巍互相攙扶著也上樓來了,趕緊扶他們坐下,老父親用手捂著淚臉,老母親看著我,問:可咋弄哩?……

“他抓走了,我可咋辦?”

冬季的鄉村很冷,我把帶來的所有衣服穿上,又套上房東可頂嫂子的新棉襖,坐在二樓平台上整理資料。那天有太陽,外邊比屋裏暖和。
村民董學英來找我時兩眼已哭得通紅,坐下又是一陣痛哭。董學英的丈夫做炮被抓走了。她說,丈夫兄弟兩人,大哥一家因為艾滋病死得只剩下大嫂一人,“他就弟兄倆,大哥一家清毀了:大哥死了,大哥家的倆兒也死了,都是因為賣血得了艾滋病。一下就去了多少口,兒子死了,媳婦、孫子、孫女都走了,嫂子受刺激神經了——瘋了。這一房就剩俺這一家了,兒子成媒難,他抓走了,我可咋辦?欠恁些賬……”


董學英在作者面前跪下來,拉起上衣展示她肚子上的傷疤。

突然,她跪下來,拉起上衣要我看她肚子上的傷疤:“拉麥稭時從車上摔下來,肝脾出血,手術大出血……也賣過血,查幾回查不出艾滋病,可我身體也有病……”言語之間,似乎因查不出艾滋病感到“理虧”,只好展示其另外的傷痛。也許她不知道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麽辦法來表達她的苦難。

500多餅炮判3年

李山嶺“非法製造爆炸物”“刑滿釋放”。李山嶺來找我,頭還光著,他說:我才從裏頭出來,頭是叫他們剃哩。有500多餅炮,值1000多元。他們以“非法製造爆炸物”論處,鑒定炸藥10公斤,說是可以判刑3-7年。花了1萬多元找人說情,判了3年。又托住人了,拘了40天“刑滿釋放”。

我幾乎不敢相信他說的這些話。500多餅炮怎麽會判這麽重?判3年怎麽40天就“刑滿釋放”了?
——有證明嗎?這些有手續,有文件嗎?問他。
答:有。
——你刑滿釋放書給我看看?
……沒在我手裏,在槐店集朋友家放哩。
——誰說的情?花多少錢?再問。

山嶺顯然急了,語無倫次:“刑滿釋放”人家可沒要錢,1萬多元是給安防大隊葛雷的。人家說情1分沒要,出來連取保金、伙食費,每天30元,一共40天,都沒交……。
說得我一頭霧水:葛雷是什麽人?“人家”是誰?
最終總算弄清事情脈絡。李山嶺走炮被安管(安全管理)大隊葛雷抓住了,罰款7000元、取保金2000元、請客1000多元,共花一萬多元,都是哥哥幫助交的。“葛雷還嫌少,還要‘抓典型’”,要按“非法製造爆炸物”論處,做500多餅炮需要10公斤炸藥。10公斤炸藥可以判刑3—7年。“手下留情”按最低限,判3年。一切合乎程序:檢查院查實,以製作500餅鞭炮的10公斤炸藥定罪,批捕科批捕,公訴人起訴,開庭審判,最終判決3年。

“葛雷恨俺這莊。”山嶺說,在這之前葛雷帶人翻墻進李可勤家查炮,抄家,沒查著啥。李可勤告葛雷,他自知理虧,托人說情才把事擺平。葛雷恨讓他丟人失面子。“我與李可勤是堂兄弟,他報復哩!後來找周口市公安局俺哥哥的一個朋友,再找到局長說情,算是‘刑滿釋放’出來了。”

——為啥不一開始就找這個朋友?
答:想著事不大,就500餅炮,值不當找這麽大人情,沒想到會弄成這!在拘留所裏40天,也是做炮,不分黑天白夜,完不成任務挨打。


村裏常常見到“做炮出事”燒傷面目的人。

——誰打?
獄警打,有時找牢頭獄霸打。我在裏頭沒挨打,沒人敢挨我,怕我傳染艾滋病。飯也不搶我的,臉盆牙具另外擱,都離我遠遠哩。我們艾滋病在哪都沒人理。我原來是在外邊作生意的,查出艾滋病後,原來的生意夥伴都不來往了,生意做不成回來了。
最後,山嶺再三要求我對“人家”幫他“刑滿釋放”保密。

那段時間就是這樣人來人往,都是來說“炮的事”。
村民氣憤不平的是:這炮不叫生產也就算了,要取締就取締,或是沒收了就銷毀,“銷毀也能聽個響”。都不是。是讓他們貪了。現在抓得狠、抓得多了,人抓怕了,不敢講理了。
他們希望我能幫幫他們,他們把我看成“上頭”來的。可我,能怎麽幫他們?

沒門了顧不了國家政策

村主任李衛華家的院子裏也成了鞭炮作坊。幾個婦女圍坐一起插炮捻。衛華的母親,這位18歲就入黨的當年婦聯會主任,負責“發炮”,就是把“貨”分發給插炮捻的人,插好了收回來,整理好給人家送回去。“幫忙,一盤落4厘錢。”
衛華媽年輕時當過村幹部,比一般村民能講出更多道理。她說,我也知道做炮危險,也知道做炮違法。可是不叫做炮能幹啥哩?村裏一家一家都是艾滋病,都難哩很。我知道政府不叫做炮,這兩年艾滋病人發病以後,打工人家不要,出力也出不了,他們別的啥也幹不動,一累就發燒,歪歪動動一出汗就發病。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得生活啊!國家政策我也知道,到這一步也顧不了了,沒門了,“一家人要生活,沒有辦法,只能做炮,不讓做就偷著做。他們都認炸死不認餓死。”


村主任李衛華的母親。

【都難得很,不幫把手看不過,忍不下心。從去年(2004)開始,村裏有病毒的幾家做炮,不然就只好去偷,去訛人家。東山、平安、華中、寶國這幾家,都是最困難的。這兩年才開始做。
沒有做炮的前兩年,治安也亂,都去偷人家,偷雞偷羊。去年就因為有人來偷羊,賊把俺衛華打得半死。過去做炮的少,人沒啥事幹,心裏躁、打孩子,天天都到醫院開藥賣錢,到政府“糙事”。現在去家少了,一天開不了幾塊錢的藥,還去弄啥哩?都在家做炮哩,賴好弄弄,都掙個三十五十。現在都想辦法做炮,才穩定下來,也不到鄉政府鬧事了。

這炮熱天不管做,冷天作兩個月,兩個月弄好了能掙三四千元,是一年的生活。紮一兩千的本,得利四五百。村裏老年人、婦女們幫著安個炮捻、辮個炮底。
這是李可領的主意,原來他就偷著做,李山嶺管銷,李勇使個運費錢。走安徽阜陽,也難得很,走不出去。山嶺銷炮,前幾天想著交警下班了,走炮還是叫抓住了,關一個月罰1萬元,沒錢放不出來。山嶺哥嫂艾滋病死了,撇下幾個孤兒,還有老人父母。李寶國做炮燒傷了,還不敢說,他兩口子艾滋病,他哥哥也是艾滋病,三個孩子上學,還有個86歲老娘,指靠誰?真是苦處難言,喊不出冤。

李可信老黨員,他今年也死了,生生是“心疼死”了。他三個兒子都是艾滋病死了,二兒媳帶著孩子走了,三兒媳招夫養子。大兒媳養三個孩子,自己也帶病毒,今年沒法,請個技術員做炮,請姥娘這邊人幫忙做,在路樓叫逮住了,罰款3500元。借2000元現金交了,又打1500元欠條,人才放回來。都是些生命有限的人,活幹不了,還得請親戚幫個忙,娘家村,姥娘家村,都幫忙做點,弄不好就叫抓了。花錢撈人,賺不著錢,連本搭裏頭!】

這禍咋就躲不過哩

母親護兒子,衛華媽說:“衛華是村幹部,不叫我做。我做炮跟他沒有關係。”(田野手記20051210)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做炮最初是鎮黨委夏書記的主意,急眼了的艾滋病人到鎮政府鬧事,夏書記也急眼了,於是他給尹莊人找掙錢門路“做炮”,但是當時他又說,不要說是我的主意,我啥都沒說過,出了這個門,我啥都不認!

而當時,2005年的冬天,衛華媽說這些話時,她無論如何想不到一場災禍正在窺伺著她。
2006年春天,衛華家走炮發生爆炸。房屋炸毀,衛華的母親、妻子、妹妹,還有一個前來幫忙的鄰居,4人燒成重傷。衛華的媽媽險些喪命,渾身傷口很久沒有愈合。衛華的妻子、妹妹也都被燒得面目全非。這是當時村裏最大的一場爆炸事故。


李衛華母親燒傷的腿。

2007年初春,剛剛能夠下床走路的衛華媽來希望家園找我“說說話”。她用燒傷的手撩開褲腿,要我看她燒傷的腿:跟天塌了樣啊,俺仨一下子挺(躺倒)那幾個月!你想想,啥味啊……。我說,孩子啊,叫我給你擺置乾了(錢花光了),沾親帶故的都借過來了。我幾夜幾夜睡不著。這禍,咋就躲不過哩?……。(田野手記20070204)

鄉親們安慰衛華媽,說,錢花光了再掙,不管咋著咱人保住了。看看那麽多人賣血得艾滋病死罷了!說那不好聽的,咱莊不是艾滋病也躲不過那些年的計劃生育罰款提留,再看看他們外村日子也好不到哪去,想做炮還不敢哩!“咱農民就是這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衛華媽重覆說,是啊,這禍咋就躲不過哩!?

李衛華家是村裏極少數沒有賣血的人家,衛華媽曾為此而感到僥幸。後來被鞭炮爆炸事故重傷的衛華媽反反覆覆跟我訴說她“做炮”的事,無限懊悔,就像村裏許多感染了艾滋病的人無數次對當年賣血的懊悔。
衛華媽每次都這樣開始她的訴說:當年村裏人都去賣血,我們家“忍住忍住”沒有去賣,想著躲過了艾滋病,誰知道衛華爸輸血感染個艾滋病,人也走了。不管咋說,尋思總比別人好些,家裏沒有那麽多病人拖累。不防又出這麽大一場事,為我治病把孩子們都花乾了,早知道這樣,說啥也不做這炮!……。這禍,咋真就躲不過哩?!

老教師賣苦力供孫子上學

村頭的炮場,老教師朱建昌也在做炮。老教師摔炮餅子,見到我有點不好意思。他說:我得把孫子的學費掙出來!倆孫子爭氣,都考上重點高中,大孫子該上高三了,老二今年也考上。我得供他們上學。摔餅子,粗笨活,一餅子4分錢,一天摔三四百餅子,能掙十來塊。
我知道,朱老師很自尊,這是在對自己這種“非法”行為作解釋。

——你不是放羊嗎?羊呢?
現在不放羊了,羊賣了,給俺孫子交學費。
——現在不是說上學不要學費了嗎?
高中,還要學費。大孫子朱繼超,鄲城三高的,眼下都上高三了。他媽不在了,艾滋病死了。小孫子朱狂標,考上重點高中,不上學打工去了。

——朱老五家的孩子不是也去了嗎?
是哩,俊鵬,他倆一路。一個月750元,吃住包括在內。鄭東新區一個小區,咱村分的是巡邏。還有的是站崗。鄭州市保安培訓中心招去的。狂標跟老五家兒子朱俊鵬一塊,去當保安了,
——孩子多大了?
戶口上,1990年生,16歲,實際年齡15歲。那一年計生土政策,1990年以後出生的罰款加倍,村裏許多孩子1990年以後的,都報1990年出生。朱老五家的朱俊鵬,還小一歲,1991年生,14歲。

朱老師還告訴我:孫子走罷以後,學校錄取通知書下來了,錄取到重點高中了。我給他打幾回電話,都說不願意上了。錄取通知書,獎狀,我都給他放著哩。他說家庭有困難供不起他弟兄倆,讓他哥哥上。
——朱老師,咱想想辦法,讓孩子上學吧。你是咱村的知識分子,你懂得知識改變命運。
朱老師:是哩,錄取重點高中!可家裏供不起兩個學生,他說讓哥哥上。
朱老師帶我到他的家。“今天沒有電。”他拿出獎狀到門口亮處展示給我看:“這是學校發的喜報。”頭一天走,第二天喜報送來了。7月12號走,13號送來的。


朱老師帶我到他的家,拿出獎狀展示給我看。

朱老師又拿出錄取通知書,說,為這事我很傷心啊劉老師,我不願意叫我的孫子輟學啊!這麽熱天我去摔炮,就是為了掙倆錢供孫子上學。我對他們說,只要你們願意上,好好上,俺在家裏再難再艱苦,也支持你們上學,也想法供你們。這些都是孫子們讀過的書,課本、課外書,他們都保存著,保存得相當好,用鎖鎖著。這都是他們得的獎狀。小孫子,我不忍心叫他出去打工,我跟他奶奶都不願叫他出去。他一個勁認為家庭負擔太重。因為我這個孫子走啊,我真傷心。他成績好還懂事……我真想讓他多上兩年學。
朱老師走進屋背過臉拭淚:沒辦法!……

——朱老師,惹你傷心了,很對不起。我也很難過。咱們真的得想辦法讓孩子上學。
朱老師說,我準備去鄭州一趟。困難的是跟他本人聯繫不上,他聯繫家裏用公用電話,只有他往家裏打電話,才能聯繫上他。當時通過縣公安局保安大隊來招工,俊鵬媽還說讓我跟他們去一趟,但是考慮到路費花銷,還不如省下來給孩子湊學費。

現在希望都寄托到大孫子身上了。大孫子需要學費3000元,湊齊了,賣糧食1000元,我兒子打工捎回來800,下餘的跟鄰居李紹連、李紹田借點。現在我摔炮掙錢,如果早起點,黑了再加班,摔到夜裏12點,可以掙到20塊錢左右。摔炮錢基本叫大孫子吃了,他三星期回來一趟拿200塊錢生活費。我過了年開始摔炮餅子,半年多了。

——朱老師您是有文化有能耐的人,除了摔炮餅子,不能幹點別的事情嗎?
朱老師:啥能耐啊,該死的能耐。66歲啦,上建築隊吧,人家嫌你氣力不夠,掂泥兜子掂不動了,對不對?要技術沒有……

賣血與做炮

朱老師把獎狀和錄取通知書放在一起給我看:劉老師你看看,不知道啥原因,通知書跟獎狀上說的又不一樣了。你看,又弄成普通高中了。上面寫“調劑錄取”……不知道這裏面咋回事?不明白。
仔細看,印著“獎狀”很大兩個字的那一張,實際是一份喜報,報喜考取了重點高中,但是內容表述有些不倫不類:獎給朱狂標,在2006年中招考試中以優異成績考入重點高中,特此報喜,以示祝賀。落款沈丘縣白集一中。但是錄取通知書內容與喜報已經不同:“經縣招委會批准你被調劑錄取”三高,普通高中,學費2860元。

基層常常有高考中考錄取生被冒名掉包的事情發生。
朱老師說,劉老師,跟你說心裏話,我不是不明事理,開始我也不贊成做炮,明知道不是好事,可現在還得幹。就像當年賣血,當初我就不贊成賣血,不允許我的孩子們去賣血,就那到底還是沒有看住,兒媳婦為了計劃生育罰款,偷著去賣幾回,感染了艾滋病早幾年就不在了。

“唉,當年為計劃生育罰款去賣血,現在為孩子上學做鞭炮。在劫難逃!”朱老師說。
2006年世界艾滋病日,我受邀在北師大講演。現場聽了演講的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的王巍先生,之後找到我,一定要資助村裏失學的孩子,在他的幫助下朱狂標重返課堂。
但是,村裏還有那麽多在插炮捻的孩子,他們怎麽才能擺脫這種命運呢?


非法生產爆竹不斷發生爆炸事故,常常見到炸得面目全非的人。


跟賣血一樣拿命換

村裏非法生產煙花爆竹,爆炸事故不斷發生,而且情況一次比一次嚴重。村裏人說,現在做炮的情形和前幾年賣血差不多,“基本上是家家戶戶都在做的生意。”由於做炮的收入高,現在村裏和以前比起來確實富起來了,眼看著一些人家蓋起了新房。村人說,也跟賣血一樣,“是拿命換的。”不少人也是看人家幹也跟著幹,“打轟轟。明知危險、非法,人家都做哩,你不做,人家割肉吃你家受窮。他炮查住了,還說是你起眼(嫉妒、眼紅)舉報的,懷疑你奸細。”

在村裏經常會碰到一些因為“做炮出事”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人。村民向我講述接連不斷發生的爆炸事故,我請他們幫我記錄下來——

春節前夕,高喜家炮藥爆炸,一聲巨響,高喜被衝擊波撞擊到墻上鼻孔出血,一個塑膠大盆被炸得粉碎,自家和鄰家的窗戶玻璃被震碎。這是他家第二次發生爆炸,第一次炸傷了他的妻子。

2007年4月1號,李中營家做炮,小孩玩打火機引燃炮捻,孩子被燒傷。

2007年4月2號,李可交修理炮捻子機電打火燃爆,李可交面部、手部燒傷。這已經是他家第三次出事。

當天晚上,莫廠工夫妻二人生氣,把自家的炮點燃響了好久,驚動四鄰,好多人都跑去看情況,生怕出事。

2007年4月6號,華中做炮捻,捻子機電開關打火引爆炮藥,三聲巨響,場棚炸飛,鄰居家玻璃被震碎。所幸華中跑得快,沒有傷到人。

當天晚上高莊炮廠爆炸,廠房、院墻炸塌,死一人傷多人。

已經記不清日期的爆炸事故就更多了:
平安家捻子機出事,平安受傷;
長春家捻子機出事,夫妻二人受傷;
李留安家捻子機出事,留安妻重傷,治療無效死亡;
李洪臣家走炮車爆炸,洪臣的小兒子重傷;
李可勤捻子機出事,可勤重傷;
李可宇家鞭炮爆炸,可宇炸傷;
衛華家鞭炮爆炸,重傷四人,醫治花錢十幾萬元;
中良家捻子機出事,曬藥爆炸;
中良四弟家捻子機出事……

被炸傷的人還有:慶峰、俊民、喜華、馬偉、寶國、前強、可應、老五家的兒子……李可珍、孟學磊好些家做炮都爆炸過,幸虧沒有傷著人,後怕,但是還在做。
2008年春節之後,連續發生兩次傷亡大事故。第一次,一個在村裏打工做炮的人,在配炸藥時被炸死。因為是外村人,對尹莊人刺激還不夠大。5月17日,村裏又發生一起更嚴重的爆炸事故,被炸身亡的當事人是尹莊小李莊本村村民,小李莊全村斷電,所有房屋都有損壞,這才震驚了村裏每一個人!都說,這炮是真不敢做了!但是,沒有其他生路,明知危險卻收不了手,稍稍停息一陣,村裏的“非法生產煙花爆竹”又繼續……

依法查處:矛盾的集合點

如果說前幾年尹莊村主要問題是賣血導致艾滋病引發出的種種社會矛盾,那麽現在,煙花爆竹的非法生產和依法查處,又成了所有矛盾的集合點。
使村民們最擔驚受怕的還不是發生鞭炮爆炸事故,而是被“兜住”查處。依法查處非法生產煙花爆竹本無可非議,但是當地有關執法部門並不認真制止這種危險的非法行為,而是以查處為名斂財,抓人罰錢從不寫任何字據,而且胃口越來越大。村民說,罰款數額飛漲,七八月間“兜住”了罰幾百元放人,後來上千元、數千元,12月時就得花上萬元了。村民賣糧借錢“扒人”(救人、撈人),實在湊不夠打欠條,當事者本人寫還不行,必須找人說情,得“有能耐有臉面”的人作保代寫才肯放人,不少家庭為此傾家蕩產。白集鎮派出所院內門外一群群自認“違法”的農民一面低聲嘀咕咒罵,一面從褲腰口袋裏掏錢托人求情認罰,那些丈夫被抓的婦女坐在當街嚎啕大哭,邊哭邊訴說,路經之人無不動容。派出所上下欺瞞:對上級報告村裏艾滋病人非法鬧事,必須嚴厲打擊;對群眾則說知道你冤你虧,上頭這樣定的,我們也沒辦法。這種“查處”的結果不僅不能制止非法生產煙花爆竹,反而搞得更加人心惶惶,使這種原本危險的行當偷著藏著幹,險上加險。


一次爆炸的現場。

直接的政治後果是:民間百姓與官方政府關係更加對立,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有人說:我這命不值個啥,活著也是“受”,跟他拼了;有人說,再發病就上天安門,非死到天安門不行!還有人說,“惹急了我腰裏纏上炸藥平了他,一分錢不花就平了他!”“整個Q縣如同坐在炸藥包上,看吧,早晚得弄出大事!”這並非危言聳聽,村裏幾乎家家戶戶都在非法生產煙花炮竹,他們隨時可以配製炸藥。

深陷困境的人們

這是一群被困住了的人。為了活著先是賣血感染了艾滋病,之後又冒著被抓被罰被炸死的危險做鞭炮,可謂以死求生。在這裏,你才會知道什麽叫“困境”。
對於尹莊人來說,賣血和做炮,都是以命換命,死裏求生。當年,他們伸出自己的胳膊,說:“一支是化肥,一支是尿素”;現在,他們說:“寧可炸死,不願餓死。”那時候,一邊是嚴厲打擊地下黑血站,一邊是偷偷非法賣血,結果是感染不治之症艾滋病;現在是一邊嚴厲打擊非法生產煙花爆竹,一邊是偷偷非法生產,結果是被抓被罰被炸傷炸死。

也許,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賣血與非法生產煙花爆竹,性質是一樣的,都是拿生命冒險與市場交換,用血和命換取“資金”。賣血和做炮,是極端貧困的特殊環境下維持人們生存的“經濟基礎”。就像當年人們以賣血為業維持生計一樣,尹莊人這一時期賴以活下去的,是冒險從事煙花爆竹生產。賣血和做炮,都是人們在極度貧困走投無路情況下的自救行為方式。不是好的方式,卻又別無選擇。

如果說當年的賣血還屬誘導被動的選擇,而此時的做炮,表面看來卻好像是自願主動選擇,選擇空間更小,由此導致的災難,悲劇的必然性更強。二者的不同還在於,最初賣血,他們是響應政府號召,並不知道後果,不知道會感染艾滋病,從理論上道義上他們被認為是無辜的,可以要求政府承擔責任;而現在非法生產煙花爆竹,卻是明知非法、後果嚴重,而且一切後果必須自己承擔……
但是他們選擇了“寧可炸死,不能餓死”。
是一種什麽樣的生存境況,才使人們做出這種不顧死活的選擇?
(照片均爲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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