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死逃亡


余良 来稿

  我一生有说不完的曲折故事、有多次死里逃生、有许多命运转折点,而最曲折的死里逃生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天:一九七三年元旦。

  一九七二年,红色高棉与金边朗诺军政府的战争陷入僵持。那年年初,我辗转来到波罗勉与柴桢省省界的菩提村落户。我与多位城市来的青年为附近高棉农民扎针治病当赤脚医生或教学中文。

  没多久,红色高棉政权推行同化华侨的政策,华侨在红区教学、当赤脚医生逐渐被禁止。我只好与李明、马镇山在原来的小竹屋做小买卖,陈群姐向当地侨胞购买一架老旧缝衣车,每天为村民缝补衣服赚些小钱过日子。年长的、来自河良渡口小镇的罗铭铨与柴桢省人卢姐结婚后与近知名县的客家人阿典合租一水泥屋开手表修理店。

  菩提村不过是个十字路口,中心处五、六间是当地老华侨的水泥屋。沿着四条土路延伸而建的共四十多间木屋,大部分住着因逃避战争而来的外地人,近二十户华人,七、八户越南人,其余是当地高棉人。十字路口转角处是一间最大的水泥屋,住着老华侨才叔一家。和平时期,他在此卖杂货维生,他也是刚被取缔的前华联会主席。我们的小竹屋是他借给我们住的,与才叔的屋子隔着一口井。

  我们向走私者购货转卖,或骑单车到四十公里外的柬越边境达隆小镇购货。由于农村物资奇缺,货物摆上去没几天就卖完了,生意渐入佳境。     

  铭铨和阿典的手表修理生意很旺,每天一大早就涌入二、三十个红色高棉士兵等着修理手表。手表是时髦品,农村青年参军,父母或亲友多有赠送手表作鼓励或纪念,大多数手表已很老旧或坏掉了,广阔的红区农村大概仅此一家手表修理店,因而远近士兵闻风而至。

   大约是八月,红色高棉攻下巴南县城,数以万计的市民被驱逐出城,其中有二十多户华侨来到菩提村。小小的菩提村热闹起来,红色高棉在近处的乡镇设立公安局,开始监视华侨。约十个公安人员每天早晚列队到村里巡逻一周,接着就到越侨开的咖啡店吃喝。

  铭铨与阿典发了财,两人拆伙各自经营。阿典先后买下一间水泥屋子和一辆崭新的日本摩托车;接着,铭铨也买了屋子和摩托车。而这些,都为公安获悉。

  十一月一日中午,铭铨突然放下生意,神色慌张来到我们小店,说:“不好!阿典刚刚被公安叫走了。’’原来,几个公安人员趁午餐时间现场没人之时进入阿典的修表店,悄声对他说:“革命组织要你现在就跟着我们走。”他们不作解释,容不得他带走任何物品,也无法与妻子告别。

  半个月过去了,阿典一去没消息,他的妻小慌了,铭铨也着急。他与才叔商量后,决定动员全体侨胞写联名信给公安局,信中表示全体华侨支持革命政权、支持抗美救国事业,担保阿典是好人,并询问阿典犯了何错、何时可回家?联名信由一名精通柬文的侨青李琳书写,由才叔带头,铭铨与二十多名华侨签名。

   三天后,公安局派人向才叔询问是谁发起联名信?才叔答以全体侨胞。来人说:“革命政权认为有罪错的人,你们偏偏说他是好人。这事不简单,必然有人带头发起。”

  日子一天天过去,侨胞们很担心阿典的安危,也害怕日后遭到清算,铭铨更如惊弓之鸟。他料想是红高棉闹无产阶级革命、清算资本家。他结束原来的经营方式,搬到我们的小屋,在角落里为少数熟人修理手表,也暗中买卖手表,夜晚睡觉也不敢回去刚买来的屋子。夫妻俩和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小女儿挤在用竹子隔开的狭窄房间。

  大概每个月一号是公安局推行新措施或发起行动的日子。十二月一号中午一点左右,我独自在小店守生意,铭铨如常在一旁埋头修理手表。天气炎热,路面无人。突然对面路上来了一队七个公安人员,五个站着,两个进入我们的店来到我身后,只听一个对着铭铨用低沉而严厉的口气说:“站起来。”铭铨顺从起身。一名公安把铭铨双手反剪到身后,熟练地用事先带来的绳子捆绑住,另一名公安把一条大水布披到铭铨的肩膀,遮住被捆绑的双手,低声下令:“跟我们走。”

     铭铨无言离开前转过身,用镇定、淡然的眼光向我示意 :“请放心,我会沉着应付,我会平安回来。”卢姐正好抱着小女婴从后面走出来,她不敢开口,眼睁睁看着丈夫在眼前被带走。

  守在路面的五个公安带着铭铨走在前头,铭铨被命令相距约十来米远跟随着,方才的两个公安又距铭铨十来米远。他们全不带枪,一切都很平静,路人看不出是一宗白日绑架案。

  卢姐望着小女儿哭了,我竟无从安慰。好久,才说:“铭铨哥用眼神向我示意,他会平安回来。”

  日子一天天在恐怖中度过。才叔好心来劝我们,“不要做生意了,我后面有一空地,供你们种菜。”

  我们总得把大量货物卖完。因而几个人轮流到后面种菜,只留一人在店面做买卖。公安局在路口搭建一座小亭,每天持枪监视全村,我们的生意买卖全在他们眼下。

  阿典没回来,铭铨又被捕,下一个目标可能是我们四人。每天,清一色表情冷酷的公安走过我们店前都向我们瞟来。才叔和侨胞们都为我们担心,但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三十一日下午,一辆摩托车驶到我们店前慢下来,车上的青年魏兆雄向我抛出一小纸团,我打开一看,是四个字:“越快越好”。

  兆雄来自磅禾密市,精通高棉语,彼此虽是朋友,但自从来了公安,他就不与我们来往。相反,他常请公安人员喝咖啡、一起吃米粉,给他们送香烟。

  这是兆雄得知我们的危急处境,赶紧通知我们尽快出逃。我一算日子,明天正好是一号,是红高棉逮捕阿典两周月、铭铨一周月,因此,明天,公安必定将我们集体逮捕,并可能以消灭资本家为名将我们处死。

  吃晚餐时,我把兆雄的小纸条给大家看。说,今晚就必要逃命。没想到,三个人都反对:“是要逃,但不急于此时。”“先把货物卖少卖完再说。”连细心的镇山也说:“太仓促。夜间行动,又没通行证,路上岗哨多,被捕的后果必死无疑。”卢姐也为难,怕留下她母女伶仃孤苦。我说:“不要拿四条人命作赌博,生命无价,钱是向外物。‘越快越好’就是不能等了。”但我还是说服不了他们,想了想,走到屋子前后门的缝隙察看,只见几个公安一反常态在才叔的水井周围洗澡,路口的公安亭也首次有公安挂蚊帐准备过夜。大家这才相信情势危急,赶紧布署出逃计划。

  会柬文的李明冒充乡长之名写了几张通行证,(路上岗哨都是农民,大多不识字或不懂乡长的笔迹、签名)我们相约经柴桢省界的竹笋村进入北燕乡,最后到二十公里处的城地市躲起来,暂时投靠那儿的朋友再作打算。

  镇山先提着水桶静悄悄放到才叔的家门前,以此独特方式向才叔告别并答谢一年来他对我们的关照。

  我们每个人都只带几件衣服,吊床和蚊帐里的收音机如以往开着,传来北京电台的广播。凌晨两点正,阳华带着陈群拉上单车轻轻开门走了出去。十五分钟后,镇山也拉着单车出门了,再过十五分钟,我最后离开。别了卢姐、才叔、兆雄、其他侨胞和小竹屋。

  我穿着背心短裤,单车后架薄薄的被单包着几件衣服和一些钞票。先后经过三个岗哨时,我都吹着口哨,装着若无其事缓慢经过,没惊动守岗者。

  天快亮时,我们在城地市已被关闭的小学“会师”。守校的老师们一听说,都吓坏了:多地公安局将互通情报,几乎所有公安人员都知晓来自白区的华侨青年各个聚集点,他们必将很快沿路搜捕。老师们赶紧安排我们藏身于一户关系密切的侨胞家里。

  “城地”是柬语译音,直通二十公里外的白区柴桢省会的公路两侧,是五十多户广东东莞人。这户侨胞很热情,但也担心被公安人员路巡时发现“窝藏敌人”。他想了办法:向左邻右舍逐户传讯,要求全市侨胞与他家一起紧闭门户,获得全市侨胞配合。

  主人招待我们吃早餐,两夫妇轮流到门缝观察。大概八点钟,主人神色慌张从大门内转身对我们说:“一群武装公安人员正在公路上来回观望侦察!你们来看,是菩提村的公安吗?”我们走到门缝一望,果真是那批人。

    逃到何处才安全呢?老师们和主人、多位邻居一时拿不出主意。这时,后门被推开了,一位老师带着菩提村的青年李琳进来。“我就猜到你们躲到这里。”李琳笑着,“很危险,我一早起身来到菩提村口,只见你们的店前围着人群,旁边有一辆牛车,几个公安破门而入,掀开蚊帐准备抓人,只见收音机还响着,却不见人影,原来你们摆了空城计。哈哈!公安人员把你们的存货全搬到牛车上……但是,公安绝不善罢甘休,他们一定沿路搜捕。”要逃到哪里呢?做走私生意的李琳说,到二十公里外的柬越边境达隆小镇最安全。

  达隆虽是柬境,却由越共管理,距越南边境、南越阮文绍政权占领的当岭市一公里。但敌对双方都似有共识,达隆作为自由贸易区,互不侵犯,故此从没发生战事,成为走私者的天堂。近年涌入大量越、华侨和少数高棉人,很热闹。

  中午时分,一切恢复平静,我们四人三辆单车踏上公路再转入踦岖小路进入达隆,投靠一年前到此开西药房的原柴桢教师陈川。

  年近四十的陈川说:“这里属于红高棉的二十三区,管辖原柴桢省大部分农村。各个小区、县、乡的公安局常派人前来收集情报或秘密抓人,由于是高棉领土,越共人多,但也没成立地方政权。菩提村公安要是发现你们,仍有权力把你们逮捕。”他联系一户越南农民,让我们暂住他空置的草屋。“这草屋四周都是田地,你们不要外出,我每天帮你们买食物。”

  陈川绝不是吓唬我们。五六天后一个黄昏,我耐不住寂寞走到市上散心,远远看到那批该死的公安在街上来回观察。

  一周后,陈川告诉我们,他已经通过跨省走私者联系了远在东北省份桔井市的原金边中学校长,对方接纳我们前去落户。具体日期要等待筹借到两架走私摩托车。

  在等待行程的十多天里,走私者老马和小刘向我们简介近三百公里路上红高棉哨站、哨兵的分布情况和应付方法、有些路段接近白区,可能遭遇金边朗诺或南越阮文绍军队与红高棉军队的交战或飞机的扫射,七号公路有一四十公里路段没有树林,路过的摩托车极易遭到飞机轰炸、还要经过几处小溪小河,人要躲进芦苇多个小时静待入夜方能过渡、进入村庄时红高棉地方政权、各地公安的搜查盘问等等。

  临走前,多位投奔农村的原教育界长辈先后接见我们,询问我们出逃的原因。他们大多批评我们。姓周和姓梁的话大意是:“你们在七三年元旦干出一件惊天地的大事:在红高棉看来,出逃就是背叛。他们的组织视完成任务为生命大事,他们必将沿路追捕,不论你们是否逃脱,后果都很严重----被抓到了必死无疑,逃脱了,又坏了我们爱国华侨的名声。”

  的确,二十三区属于中部大区,大区管辖波罗勉部分县市、柴桢和磅占两省。红色高棉组织严密,他们要是逐级上报,那么,要逃出上述两省直达桔井,难如登天。

  一月中旬,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小刘和马增光各驾驶摩托车来到达隆小市镇。我和马镇山、陈群和李明分别坐上摩托车离开柴桢省界,直奔波罗勉省的芒果市。五个日夜,经翁湖、进入磅占省的三州府、辽阔的橡胶园、足社、七号公路,来到湄公河岸的逢波小镇已是夜里七点钟。

  一路上有惊无险,一靠经验老到的两位驾驶员,二是红高棉没有通讯设施,各地联络工作靠人员骑摩托车传达。远离菩提村及周围地区,就没公安认出我们。

  早在一九七零年七、八月战争爆发初期,红色高棉刚刚立足,战场上需要越共军队为其打天下,后方需要各族人民的支持,其成立的“民族统一阵线”正体现其广泛容纳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共同参与救国战争的精神。从城市来到红区的华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也大受欢迎:华侨身份得到承认,政策十分宽松,申请跨省通行证也不难。小刘与马增光那时便获得中央级的中部大区领导干部发出的横跨三省的特别通行证。这两位精明干练、精通高棉语的年青人便为上述三省的红区华侨当任通讯员、运送物资、人员和其他联络事务。两年后,红高棉逐渐推行左的路线:同化华侨、成立合作社、禁止经商、加强监控、限制出行等等。作为通讯员的两位年青人只好改为帮朋友们做些买卖的生意以维持生计,其特别通行证暂时可用。近两年来,两人在过关时会讨好检查人员、递香烟、送礼等,对方也闭一只眼放行。(到了七二年底已经彻底禁绝通行了)。

  路上很辛苦,躲躲藏藏,或半夜急驶、或烈日暴晒、饥渴、疲劳,藏身于闷热的芦苇之中,飞奔在橡胶园红土地之上,路面或坑坑洼洼、或窟窿泥浆……几乎每个乡镇村落都有华侨工作点可供休息,但只能夜晚摸黑进站,天未亮就赶紧出发。

  且说我们趁黑来到逢波小镇的医疗站兼和老师宿舍。黄校长说,这里气氛也很紧张,作为校长,他被红高棉认为是拒绝同化的华人顽固小头目。他可能随时被捕。

  他催促我们赶快到井边洗澡,要静要快,以免惊动政权人员。临睡前,他说,桔井市人满为患,四个人只能分流:我和镇山搭船过河,陈群和李明继续搭摩托车前往川龙和桔井市。“只要过了河或到达桔井省界,中部大区公安局就没办法追捕了。”

  天蒙蒙亮,黄校长用事先向村民借来的小舟亲自划桨送我和镇山过河。他一路忧心忡忡:“你们平安了,我却不知何时逃离虎口?”

  我从此便在河对岸往北两公里处的棉花窟乡出水村的山林中渡过了六年的时间:务农、结婚、生女。

  很不幸,黄校长把我送过河后一个多月就被红高棉逮捕,从此与河良的罗铭铨一样永远消失在人间。

  在那一两年中,从东南到东北,多位为了“顾全大局、坚守阵地”一再放弃逃亡的朋友陆续死于红色高棉屠刀下。而我,因为是那次逃亡的发起者,饱受“贪生怕死”“畏罪潜逃”的批评。

  四十六年过去了,世事已全非。红色高棉早已灭亡,当年有关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一九七三年二月,经历了生死逃亡后,陈群姐被安排到桔井市劳动。她结婚后与许多华侨被红高棉强迫到劳改营受尽折磨,两年后因疟疾和难产不幸去世;

  马镇山与我到了棉花窟乡后不到两周就被调派到川龙市与李明一起务农。七九年一月,越南军队攻下金边推翻红色高棉,他和妻子、两个儿女来到金边几个月后因糖尿病去世;

  李明于一九七五年趁红色高棉“解放”全国初期,在局势混乱中与未婚妻骑单车逃到越南。一九八一年一家三口投奔怒海定居于新西兰,过着安定幸福好生活;

  我于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八日带着妻女逃到泰国难民营,次年七月为美国政府人道主义收容。现定居于宾州费城,有三女一男和七个孙子女,儿女各有成就,孙子生活在良好社区。家庭式经营中药材已经二十二年。除了行医,也写作、运动、周游世界。

  二零零三年我从美国到金边寻找到卢姐,她在郊外一个杂乱的市场做小买卖。她和罗铭铨生的女儿刚嫁到新西兰。女儿不久就担保她前去团聚;

  也是在那一年,我在金边找到魏兆雄,他在台湾人开的“人民医院”当经理。谈到当年他的小纸团救了我们四条命,他如以往般淡定平静,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毫无居功姿态。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好朋友。他退休后不久因子女婚嫁到澳洲,他一家随后也到澳洲定居;

  当年在菩提村为侨胞们向红高棉公安局写联名信担保罗铭铨的青年李琳十多前在金边因咽喉癌去世;

  当年的摩托车驾驶员小刘一家人也于八十年代定居于加拿大;

  马增光于二十多年前因病在越南去世。

  柴桢省城地市五十多户华人于红高棉统治时期陆续逃到越南;红色高棉下台后,七零年投奔红区的红色华人绝大多数投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幸福。

  也是在二零零三年,我来到家乡河良,在六、七位亲友陪同下开车来到约三十公里的菩提村。才叔的大屋和我们的小竹屋已成了平地,另五、六家水泥屋住满了高棉人。十字路口成了路摊小市集,大多数居民是外地来的高棉人。没人知道三十年前这里发生过生死逃亡的大事,而事件的主角从遥远的美国回来寻觅当年的陈迹。

  我费劲地寻找几位年老年人,他们告诉我,才叔因为是华人,一家六口于一九七五年底被红高棉驱赶到遥远的菩萨省,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注:菩萨省是死人最多的省份)他们并不记得三十年前两位手表匠阿典和铭铨被公安逮捕和一群公安冲进小竹屋抓人的事。我正有些失望,忽然,一位老妇走向前握着我的手说:“我记得,我记得,正是你啊!你回来啦?来找才叔吗?唉,不用找了,该死的红色高棉不放过他的!”我问:“那批公安呢?”“死了好几回了,上面一批来了杀一批,最后一批听说是中央军,把据说准备投奔越南的东区大小干部杀得一个不剩。恶有恶报啊!”

  这就是历史,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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