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四):六四悲剧与政改失败的根本原因

图为六四事件前夕,1989年6月2日北京天安門广场。网络图片

 

【特别节目】 :[提要]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努力落实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已被党内保守势力看作离经叛道。他们直觉赵推动并具体落实的政改措施,会危及他们的权力,也就是一党独裁的权力。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赵与邓的分歧显示出来,而赵在关键时刻毅然坚持自己的理念,不顺从邓的思路,邓赵分裂,悲剧不可避免。

 

问:十三大之后,中国出现了新气象,赵紫阳似乎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

答:那只是从表面上看,其实赵的处境更加危险。从前有胡耀邦在,他虽然和赵也有不合拍的地方,但终究都是改革派,在邓之下互为依托,是个掎角之势。但胡失势后,唇亡齿寒。而邓失胡,三角之势不再,也失去了稳定性。邓去胡是自剪羽翼,应该说是一大失手。自胡下台,就埋下了六四悲剧的祸根,当然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可以有很多角度。一个大事变的形成,会有无数细节和偶然性,比如我们可以说,如果赵不去访朝,则四二六社论可能就不会出笼,学生就不会被激怒而引起绝食行动。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如果邓同意赵的想法,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那就算学生有过激行为,事情也不会走向极端。所以六四悲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而最关键之处在于赵与邓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前景的认识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上一次我们引用了吴伟先生对赵紫阳深刻反思的叙述,现在我们看看赵本人是如何说的。赵紫阳先生在他的《改革历程》一书中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邓都是坚决拒绝的”。

 

问:赵紫阳先生的这段话是说到点子上了。有这个线索才能明白,他与邓的分歧有多大。

答:这个分歧实质上是把中国引向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还是在一党专政的权力架构下,搞点富国强兵的改革,现在中国官方宣传总爱说,正因为六四镇压,才有中国后来的经济大发展。结果一群愚民就欢呼,六四镇压好。因为六四镇压,中国现在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你要知道,根据麦迪逊资料库的世界经济史统计资料,中国早在1500年,也就是明正德年间,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600年万历年间也是世界第一。大清康熙年间,是世界第二。甚至到了1820年前后,也就是清嘉庆、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这有意义 吗?一个民族是不是世界文明大家庭的一员,在世界上受不受人尊重,一个国家有没有国格,能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和主权, 并不是只看你个儿大不大,胳膊粗不粗,还要看你的人民是不是自由、有尊严,是不是有人的幸福。什么是人的幸福?就是除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外,还有政治自由、精神自由,民众有道德感、尊严感,民众对国家政治有发言权。现在大陆官方宣传每天都告诉老百姓,看你吃得多好,多饱。是的,大多数中国人现在能吃饱饭了,这是个事实。但猪也可以吃饱,不仅吃饱,还能改善伙食呢。但人不是猪啊!可在中共洗脑之下,真就洗出了一群愚民,你要说他是猪,他说你骂他,非 跟你急。可政府拿他们当猪养,他们却感恩戴德。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斥责希腊城邦的统治者,说,你们只会用货船来填满城市,却不能用美善和正义充满城城邦。他认为这是个大错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说:“一个人一生追求的最终意义是自由,更完整地说,是追求个人的‘实质自由’( substatif freedom),它包括个人选择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方式,选择的能力和机会”。这些和你的国家是第几大经济体毫无关系。你要是个奴隶,你的国家是第一大经济体,你也是个奴隶。

 

问: 看来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走向民主宪政的改革是不可想象的。他确实考虑的是一党专制之下的富国强兵。

答:邓小平这个人,虽然有六四悲剧发生,但是我对他并不完全否定。在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中,他是最有世界眼光的。但是,他依然逃不掉列宁式政党的那个致命伤,就是权力拜物教。这个党对权力的迷信、迷恋是极为病态的,这是列宁本人的首创。他多次说过,布尔什维克绝不能同人分享权力,他对专政的定义就是:“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暴力而非依靠法律的政权”。所以当今中国领导人宣称,决不搞司法独立,说明他是真正坚持列宁主义的。毛学列宁,宣称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这就把取得权力当成了目的,权力本来是服务于国家、人民的,而现在人民与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于权力,这是本末倒置。共产党不能让权,这是邓的底线,可以说是共产党的遗传病。不过,中共与苏共还是有区别的,布尔什维克武装暴动推翻合法政府,一掌权就立即建立秘密警察,所谓契卡,什么民主自由,免谈。而中共有一个漫长的夺取权力的过程,直到它掌权之前,嘴上从没少说过自由民主,比如像这种话:“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话是谁说的?它是毛泽东1944年6月13日答中外记者团时说的话。赵紫阳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和毛当年的诺言并无差别,却惨遭整肃,高墙圈禁十几年。邓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也和他文革中的遭遇有关,但他不能像赵紫阳那样,把个人遭遇同他所信奉的这个制度联系起来,看清共产体制内人人自危的局面,是这个体制的应有之义,所以他不能认同赵要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而是习惯于走老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以至调动军队,对付平民。六四开枪后的第一个定性是反革命暴乱,这就清楚说明,在镇压派的心目中,学生市民都是阶级敌人。

 

问:那为什么国民党的蒋经国会说,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而且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让台湾变成民主宪政体制呢?

答:今天你问的问题,都涉及重大历史题目,我们没时间详谈。简单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两党都和苏俄有关,共产党是俄国人一手策划成立的,国民党中一度也有苏联顾问,连蒋经国本人都是在苏联留的学。但国民党毕竟是从孙中山的兴中会起源,它的宗旨就是创建共和。孙中山称之为“创立合众政府”。它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宪政国家。虽然蒋介石为统一全国和抗击日本也一度想行独裁,但他始终没能真正独裁。在国民党,独裁是手段,所以它有军政、训政、宪政 三部曲,目的终归是宪政。蒋经国走民主宪政之路,和国民党的立党宗旨不矛盾,甚至是顺理成章的。而共产党从一成立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受苏共远东局指挥,它信奉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目标是实现人类大同,也就是把全世界置于共产制度之下,用红卫兵的话,叫做“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这也是现今中国领导人念兹在兹的理想。所以,在它的基因中,没有宪政这种东西。我们上次讲赵紫阳的反省,严格说已经脱离了共产党原教旨,所以他所设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再往远一点说,大清朝利用义和团,挑战世界各国,战败之后,光绪帝发布《变法上谕》,这其实是老佛爷慈禧太后的想法,里面就说:“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这本源就是西方的宪政制度。连慈禧太后都下决心学习西政之本源,搞“预备立宪”,而现在中国大陆当局的“七不讲”,宪政名列其中,连宪政都成了敏感词,说现今中共在国家政治制度层面,连慈禧都不如,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问:这历史的倒退,可真让人难以想象。

 

答:中国当前政治上的纳粹化,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邓受党文化所禁锢,亲手葬送了他本人发起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党文化有一个致命的盲点,就是它自诩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代表了人民,所以不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这是一个理论幻觉。到它真正掌权时,就成了心理自欺,因为这个代表权没有来源,没有合法性。你可以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但你不能用枪杆子指着老百姓说,我代表你。因为要代表人家,一定是人家自愿的。否则就像大陆人常说的“被代表”。清廷的《 变法上谕》中说:“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连慈禧都明白,以一家之私理国会误国,因循旧例治国会困国。但党文化把一家之私变成一党之私,家天下成了党天下,结果都是剥夺人民的权利、人民的自由。《清帝逊位诏书》有一句话“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意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这话说得恳切,因为皇朝主权在帝王,共和主权在人民。只有实现真正共和,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可惜一党专制的国家,虽有共和之名,而实际上主权在党。赵紫阳看到了这一点,十三大之后,他力主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多少能表达一点自己的意志。赵先生下台之后,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十六年。在这十六年中,他更深入地思考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最后给中国人留下的肺腑之言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赵紫阳先生所说的议会民主制,就是宪政制度。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惨遭失败之后的最终结论。

 

法广RFI 特约赵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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