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未来


小利物 来稿

 

今年是“六四”惨案三十周年。本文简短地讨论它的未来以作纪念。

一,转型正义与平反

记得1989年5月19日,在电视上看到时任总理李鹏气势汹汹地宣布戒严时,我暗想,这人的政治生命算是完了。没有想到,李鹏顺利工作到退休,目前享受着安逸的退休生活。

“六四”一年之后的1990年春,陈一谘先生来到我读书的大学看他的老同学,并给那里的留学生做了一个讲演。我有幸私下问陈先生,“‘六四’什么时候能够平反,换句话说,你觉得你什么时候能回国?”陈先生乐观地回答说:“五年之内。”谁都没有想到,三十年后,“六四”仍没有得到平反,陈先生最终也没能回到中国;他于几年前在美国去世了。“六四”是陈先生和与他命运相同的人的悲剧,包括大家熟悉的刘宾雁,包遵信,陈子明,方励之,刘晓波,王军涛,苏晓康,严家祺,万润南,王超华,等。   

“六四”何时能够得到平反呢?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六四”已经成为历史了。怎样对待这样的历史呢?近年来,在社会科学和法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转型正义。所谓转型正义,简言之,是指当今的人们和政府如何面对或纠正历史上践踏人权的行为。具体的方式包括:起诉或赦免犯错者,揭示真相,向受害者道歉,赔偿,等等。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用是否践踏了人权这一普世的行为规范来评判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类惨案和暴行,比如,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731部队,广岛和长崎核爆,台湾的“二二八”,美国的奴隶制度,中国的反右,大饥荒,文革,和“六四”。

转型正义涵盖“平反”,但反之则不然。比如,我们可以要求中共为“六四”平反,但不能要求日本政府为南京大屠杀平反,我们只能要求日本政府为此道歉或赔偿。然而,我们可以说,我们要为南京大屠杀和“六四”的受难者追求正义。

转型正义可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借鉴前人的经验并从不同角度讨论“六四”的未来。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案例,对于“六四”的转型正义,我们既有悲观的理由也有乐观的理由。

二,悲观的理由

多年来,“六四”受害家属,天安门母亲要求问责,要求真相和赔偿。官方则禁止提及“六四”并严厉打压天安门母亲。也就是说,受害者完全没有得到正义。这是因为追求转型正义的主要困难在于它与当政者的利益密切相关。如果对当政者有利,他们则会开始并完成转型正义;否则,他们将阻止。很明显,当政者认为,如果现在公开“六四”真相,向受害者道歉并赔偿,这可能会根本动摇的他们的执政根基(其实未必)。所以,在短期内,“六四”的转型正义不会发生。

那么将来的人们又会怎样对待“六四”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案例得到启示。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14年间,日本的731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并用国人做人体试验。已故日本著名历史学者家永三郎先生认为,奥斯威辛、广岛和长崎的核爆,731部队是二战中最极端的有计划、有系统的暴行。成千上万的731部队受害者是被日军用最残忍,国际公约所禁止的手段杀害的。然而,1995年,即日本投降50年之后,王选带领她的乡亲和同事开始为731部队的受害者追求正义: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赔偿。其结果是,大多数国人从没有听说过731部队及其受害者;即使知道了,他们也不明白或不理解王选为什么要帮助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知道和支持王选的国人更是寥寥无几。通过王选和她的同事多年不懈努力,2002年,日本法院最终承认731部队的暴行,但拒绝赔偿。战败74年后的今天,日本政府仍没有承认受害者的存在,更没有向他们道歉或赔偿。也就是说,正义还没有伸张。

如果再过二三十年,“六四”的受害者会不会有同样的命运呢?非常可能。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出现了:大多数1989年后出生的国人可能不知道“六四”,他们也难以相信30年前能发生那样的惨案。那么,再过三十年呢?

三,乐观的理由

让人乐观的是,无论经过多长时间,历史上很多践踏人权的事件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正义。 比如:
1.1997年6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对英国在1840年的大饥荒中对爱尔兰人的灾难的无动于衷而表示歉意。

2.1998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乌干达时对美国曾参与奴隶交易表示忏悔。

3.天主教会在1633年终身监禁伽利略。在359年后的1992年10月31日,它对此表示道歉并请求原谅。

4.1949年8月10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59年后的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回到中国:他的骨灰被正式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5. 2015年,日本政府再次就慰安妇向韩国道歉,并同意提供830万美元建立基金为慰安妇幸存者提供医疗、看护及其它服务。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本政府强调这笔钱不是法律上的赔偿 (也就是说,日本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所以被韩国民众所拒绝。(2011年,中国官方也曾提议向天安门母亲进行赔偿, 但天安门母亲根据同样理由将其拒绝。令人敬佩。)

6.美国内战于1865年结束。154年后的2019年4月,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学生投票决定,今后每位学生每学期缴纳27.2元成立一个基金,作为赔偿1838年被该校耶稣会创办人卖掉的272名黑奴的后代,主要用于帮助受害黑奴子孙完成教育。

根据以上案例和常识,我们有理由相信“六四”的受害者终将能够得到正义。当然,我们不希望它在100多年后才开始发生,而是尽早地开始并完成:在天安门母亲的有生之年内完成。日军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即便如此,战争结束27年后(1945-1972), 中日也开始了和解的进程。然而,“六四”惨案发生30年后,转型正义与和解还没有开始,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四,转型正义开始以后

如果在将来某个时候,“六四”的转型正义开始了,可能出现下列情况(有的已经发生了):

1. 情感(emotion)是人们追求转型正义的一大动因。然而,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或消失。很有可能,开展“六四”转型正义的人们比我们年轻N个年代;他们看待“六四”受害者和我们现在看待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遇难者的感受可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仍然同情731部队的受害者并有为他们追求正义的意向,但日军70多年前的的暴行不大可能在我们身上产生愤怒的冲动了。因此,他们会缺少我们这一代人追求“六四”的转型正义的急迫感和强烈的愿望。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六四”将不可避免地由一个大众事件成为一个小众事件。因此,“六四”的转型正义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因的可能将会逐渐减小,它更可能成为其结果。

2. “六四”以后,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经济和在世界的影响力都有了惊人增长。这个事实连敌视中国的各国政客和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另外,在过去30年间,民主运动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苏联解体,阿拉伯之春,等),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暴露出了制度上的弱点。有人会用这些事实将“六四”合理化。如何回应这样的挑战呢?

3.利益是人们追求转型正义另一大动因。为“六四”追求转型正义的个人,团体或政党都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借机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忽视受害人的利益。台湾的民进党借转型正义进行去中国化的活动就是一例。如何确保把受害人的利益放在首位?

4. 有些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是犯错者。比如,“六四”的主要受害者是广场上的学生。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否也犯有错误?比如,是否有学生有意无意地使事件发展到流血的地步以唤醒民众的支持?柴玲是否曾说过:“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如果是,这是不是一个错误呢?如何面对这样的事件呢?
5. 揭示真相是转型正义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犯错者和受害者都会逐渐离开这个世界。那时,有些现在被公认的事实将变得模糊;有人会用细节上的误差来否定整个事件的性质。比如,日本右翼用对南京大屠杀的具体受害人数的质疑来否认日军曾造成大屠杀的事实。为了避免这类的事情发生,卷入“六四”的各方人士现在就应考虑有意识地保留记忆和收集可印证的证据(corroborated evidence)。 比如,对柴玲是否说过“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和对它的解读就一直存在争议。再过三十年,当人们研究“六四”时,这样的言辞就会成为分析学生意图和那场运动的动态发展的关键证据。所以,有必要在当事人在世时,对类似有争议的事件找到可印证的证据以达成共识。

5. 转型正义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如何使转型正义的代价最小化?

五,“六四”转型正义的目的

最后,追求转型正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和解,而不是延续敌意或仇恨。我想刘晓波在他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六四”是上文提到的受害者的悲剧,还包括我们熟悉的王丹,吾尔开希,柴玲,赵紫阳,鲍彤,等等。

“六四”何尝不是邓小平先生和邓家的悲剧?

“六四”惨案是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悲剧。在此之际,愿各方能早日开启并完成 “六四”的转型正义以达成和解,使中华民族早日翻过这一页并使这样的悲剧不再中国重演。

参考文献:(略)

激賞明鏡 1
激賞明鏡 2
比特幣激賞明鏡

3KAXCTLxmWrMSjsP3TereGszxKeLavNtD2
激賞操作及常見問題排除
推薦電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