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人的葬禮——中原血禍·田野手記之三

 

劉倩 專稿


【《内幕》編者按:從2004年夏秋時節開始,本文作者以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員的身份,有機會進入河南艾滋病疫區做調研,多次往返於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莊,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一次次行進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見證了一場慘絕人寰的世間悲劇。關於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從來就沒有真正公開過。作者要向世人講述這裡曾經發生過的故事,驅使她寫下來的動機非常單純:為了那些生命不被忘卻,為了那場悲劇不再重演。爲此本刊特開闢“中原血禍·田野手記”專欄,請作者每月一篇。這是第三篇】

在艾滋病疫區,我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
2005年12月的一天,一早接村主任李衛華的電話:老四不行了。

老四昨夜走了

趕到老四家,一進門,兩個帶孝的孩子沖我當院跪下。當屋一口黑色棺材:老四昨夜走了。趕快扶起孩子。剛起身,卻見另一個更小的,才剛剛蹣跚學步的小小孩童,也沖我單膝跪下,一臉稚氣地嚴肅地仰面望著我,真是令人心驚心痛!身不由己也跪下了,一把將孩子抱住。忍不住眼淚就下來了。孩子的奶奶老三家媳婦趕忙過來扶起我們,說,這孩子送他四爺哩,見人跪多了,學哩……說著背過臉去拭淚。這孩子是老四的三哥家的孫子,老三早己不在了,是村裏最早死去的艾滋病人之一。


老四家一片悲凄。

老四是六弟兄中第二個死去的艾滋病人。現在除了已經去世的老三之外,老大、老二、老五、老六,都來為兄弟送葬,他們都因為賣血感染了艾滋病,老五一邊燒紙一邊哭泣。80多歲的老母親躺在床上,向我訴說老四臨終情景:“……他脖梗硬著,動彈不了,眼看著一口痰憋得出不來氣,我就給他擦嘴,想叫他多喘一口氣。他一口咬住我的手指頭,死活不鬆口,咬撕下去一條肉,到白集鎮醫院縫了十來針。……他那脖梗咋就又能撲楞了呢?他難受,他捨不哩走……”老人給我看她包裹著的手指,斑斑血跡透過棉紗。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感染艾滋病毒?似乎沒有人顧得上考慮到這個問題。老四在外打工的女兒沒有來及趕回來。前幾日因為父親病危回來過的正讀研究生的大兒子已經回學校了,家人說:孩子才走,沒有再對他講,怕耽誤他學業。

東南地四個人正在打墓,遠遠望去,打墓人身小如蟻,但目標清晰,冬日空曠的麥田裏,只有這四個人。還有散落在各家各戶責任田裏的墳頭,格外扎眼。為我領路的村民李獻彬說:“就他幾個能幹得動了,每次打墓就他們幾個人,村裏沒有勞力。小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幹。抬棺的都是些上年紀人,年輕些的人身體都有病毒。”

——你呢?也有艾滋病嗎?問他。
“沒有艾滋病,但是有乙肝。沒賣過血,因為驗不上,賣血時候查出來乙肝。”
——不是說乙肝血更貴嗎?又問他。
“乙肝血也驗不上,達不到人家的指標……”他很熟練地說出一串乙肝血指標要求, 就像當地艾滋病人熟練說出一串有關艾滋病的檢查指標。然後問我:“國家光管艾滋病,不管乙肝麽?我這乙肝病也是不能幹重活哩!困難哩很,不然也不會想著去賣血,還賣不上……”

李獻彬給我指看一片片墳頭,說:“都是這幾年死的,都埋在各人的責任田裏,原來這莊稼地裏哪有墳哪?這些、這些,那裏、那裏,都是艾滋病死哩!……外邊記者來了不知情,拍照的是老祖墳,這些才都是艾滋病新墳。”
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李獻彬實際也賣過血,賣“單採”,也賣“全採”,“後來不用化驗了,‘胡採不驗’,沒有感染艾滋病是他運氣。”而此時的李獻彬卻似乎因為不是艾滋病感染者而懊惱。在貧困疫區,不止一次遇到這種情況,賣血者為沒有感染艾滋病不能享受“艾滋病待遇”而遺憾。

走到跟前才看清四個打墓人中有村主任李衛華的弟弟李勇。他依然那麽一副玩世不恭的調皮姿態,一邊挖土一邊對我笑說:“劉老師來看我們戰天鬥地……”大概看我表情太嚴肅了,他神情也黯淡下來,說:“俺人已經習慣了……”
剛挖開的墓坑留著半邊墳頭,墓穴裏,已經有一口棺材在等待著,棺材裏躺著的是老四的媳婦,她已經在這裏沈睡了五年,現在,她的丈夫就要來跟她團聚了。都說老四家人品好有文化,賢德友愛,中學畢業,都為她惋惜:“只賣了半個血,捨了一條命。”


農民夫妻先後逝去,墻上遺留下愛的表白。


半邊乾半邊濕的新墳群

這一天,風很大,順風,遠遠聽得村子裏老四家下葬前的儀式正在進行著:喊魂、開棺、開封、起欞、摔老盆……又見遠遠的,送葬隊伍緩緩走向墓地。前面有人漫撒紙錢開路,女眷們哭天搶地,男人們默默前行。道路泥濘,這支黑白相間的隊伍走走停停,漸行漸近哭聲雷動,驚心動魄。下葬時,老四的兒子在父母的墳墓前長跪不起,陪伴一旁的嬸娘說:“可憐孩兒們,正該成媒時候沒有了爹娘……”
送葬歸來,一個滿臉溝壑的老婆婆候在村頭,仰臉問道:“幾個孩子沒爹沒娘了,咋著(怎麽辦)哩?奶奶八十多了,日子咋過哩?”(田野手記20051210)


我拍下了第一張艾滋病疫區送葬現場的照片:《血殤》。


下葬時,老四的兒子在父母墳墓前長跪不起。

在李老四的葬禮上,我拍下了第一張艾滋病疫區送葬現場的照片。照片上,年輕的村主任駕轅,雙目緊閉,任憑送葬的人群簇擁著棺木前行;老五似乎已經傻了,木然跟在他四哥的靈柩之後,老五妻小美走在送殯隊伍的前邊迎著寒風淚流滿面。就這樣,中原冬季的曠野上,男女老幼一群人驚天動地哭號著行走在茫茫蒼穹之下,那場面至今令我震撼。我給照片命名:《血殤》。

老四墳墓不遠處,小路的北邊,也是一座新墳——埋葬老四的前一天,2005年12月9日,我們剛剛埋葬了他的鄉鄰李建軍。


這張李建軍和媽媽的照片攝於他死前三天。

李建軍死在我看望他之後的第三天。當時他靠在老母親的懷裏。他病發咽喉,發聲已經很困難,他兩眼直瞪瞪地望著我,迸出一句喑啞的話:我捨不下孩子!建軍的妻子已經因艾滋病兩年前死去。昨天埋葬李建軍的墳墓,也是半邊土乾、半邊土潮濕著,標示出是夫妻合葬的新墳。
李建軍去世時30歲剛剛出頭,在他的葬禮中,他6歲的兒子小雲鵬盡人子之孝。第一天這小小人兒眼淚汪汪跪在父親靈柩前為吊唁的人們叩頭,第二天在長輩的幫扶下為掩埋父親培上第一鍁土。

李老四和李建軍,兩家都是“合葬”。夫妻合葬一座墳墓是當地風俗,先逝者的墳墓已留有後逝者的位置,埋葬後逝者時,只挖開原有墳包的半邊,將後逝者葬入。李老四和李建軍,他們的妻子都已先他們而去,她們都在地下等待與丈夫的相聚。他們和她們,身後都留下年邁體弱的親娘,和未成年的兒女。
就是這一年的冬季,我在尹莊第一次看到人們挖開已經埋葬了一口棺木的墳墓,把另一口棺並排放下,再用木楔使他們“牽手”。重新封起來的墳墓半邊乾半邊濕,仿佛一對對夫妻在訴說他們陰陽兩界悲慘的故事。舉目望去,周遭連成一片的墳墓間,乾濕兩半的墳墓不止一座兩座,不知又有多少孩子沒有了爹娘?

手足情深

在李建軍的葬禮上,遇到李建軍的弟弟李擴軍。李擴軍在廣州當兵,趕回來為哥哥奔喪。李擴軍說:

【5號接到家裏電話,是堂哥打來的——還欠堂哥5000多元錢,這次哥哥治療又花了1萬元,沒有錢又借堂哥的,才跟我說——我才知道哥不行了。我5號接到電話,7號下午4點趕到家,就是前天晚上回來的。哥哥等著我回來,我回來的第二天上午哥哥就走了。這次哥說:“以後孩子拖累你了。”兩年前嫂子走時說:“兄弟,實在不好意思,把你花空了。”嫂子死在廣州,我在廣州當志願兵,哥嫂一家來廣州賣水果,他們發病治病沒少花錢。這幾年大約補貼哥哥3萬元。嫂子病在廣州,最後治病花了8000多。我老婆說:“你對你哥比對我還好。”我說:“那沒辦法,他是我哥。”我守我哥一夜。我媽讓我去睡一會,我不去,我就是回來守哥哥他哩!坐一路車,火車、汽車、小三輪,實在太累了。我在手上拴根繩子,要我哥拉著,我說我要睡著了你就拉我。我一直守在床邊。現在我哥不在了,他終於解脫了。


李建軍6歲的的兒子向吊唁者叩頭。

我不能忘了哥哥,給我寄過500元,雖然我當時又寄回去了,因為知道實在家裏太窮。那是1993年我考上了徐州空軍後勤學院中專班。家裏的老宅可以說是全中國最爛的。我父親1989年死於冠心病,家裏吃了上頓沒下頓,窮得很。1985年蓋房子,一頭驢賣了160元買瓦,還差60元買不起磚,蓋成土坯房,3間,之後又蓋了偏房,我當兵前就塌了,倒掉了。我上高中一年後當兵。我初中時是重點中學前三名,88元學費全免,一位老師替我說話,學費免了,我感激他一輩子。但當時我什麽都沒說。當兵後考軍校,前幾名。現在是七級軍士,業餘在廣州中山大學學習法律,我要報考律師,我一定能考上,一定要考上。
在廣州有幾個老鄉朋友,過去常一起聚聚。自從嫂子在廣州生病,電視台採訪之後,大家都知道了,他們都不與我聯繫了——艾滋病,都害怕。現在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老母親帶走,她高血壓、心臟病,我要照顧她。但她走了,這幾個孩子怎麽辦?都帶著我負擔不起,我這幾年沒有積蓄,我自己還有一個小孩。臨走時要給幾個孩子作艾滋病檢測,起碼以後他們到舅舅家去人家放心。】(田野手記20051209)

在李建軍的葬禮上,李擴軍看我在抄寫禮單,就說,劉老師需要就把禮單拿去吧。禮單寫在小學生寫大字的練習本上,上面記錄著鄉鄰們送來的5元、10元的禮金。之後,擴軍又找我抄禮單,他說:“人情要記下,日後好還禮。”李擴軍要回部隊了,又說走前還要和竇樓村的舅舅一起給三個孩子作艾滋病檢測,一個月前已查過一次了,都沒事,再查一次好放心,“我放心,舅舅家也放心,以後孩子們好去玩。”

後來,聽說擴軍轉業了,本來想回到縣裏謀一份差事,離家近些,好照顧家事,但是終於沒有謀到,“現在都靠關係靠錢,咱沒有關係也沒有錢。”於是又回到南方打工。
2008年初春,我又在村裏見到李擴軍,他回來給母親奔喪。他說,冬天冷,今年接母親到廣東惠州去住,生病了住當地人民醫院治療,花1萬多元,那邊看病太貴。實在是拖不起了,才花5000元包個車送母親回來看病。回來看病又花1萬多,一共花了3萬多,“一年掙的花完了。”家裏沒人了,孩子們太小,母親回來住姐姐家,農曆二月十五病重,“不中了”,才從姐姐家送回來——人臨終得回自己家,總不能死到別人家。回到家,當晚咽氣。十六埋了。“解脫了,”李擴軍又說。

他要接哥哥的兒子小雲鵬到他那裏上學,“這是家裏唯一的男孩,在這裏逃課,上網吧,接到那邊看緊點。”當時李建軍兩個孤兒冉冉和雲鵬已經收住在村裏的“希望家園”。李擴軍說,實在負擔不了,冉冉就留下了,拜托劉老師費心。我說有可昆兩口子負責,孩子們照顧得都很好,你就放心吧。
李擴軍說:“還想繼續考律師,大專證交到中山大學法律系辦自學考試本科證,搞丟了。想繼續考,但是現在生活負擔重,凈顧著開車打工掙錢,精力不比從前了。”(田野手記20080325)

尹莊人很重親情,很多弟兄們都像擴軍建軍兄弟這樣重手足親情。在這裏幸存者撫養照顧不幸去世的兄弟們的遺孤,天經地義。
——這都是後話。

生死患難中最講情義

在艾滋病疫區,死亡已成常態。第二年,2006年春節前夕,我又連續參加村裏兩場葬禮。
1月26日一大早,李衛華來說:小灘李朱老五死了。朱老五死得很急很快,眼看著一個人身體很棒,一發病,說不中可不中了。有人說跟“7.15”事件中“被抓一家夥”有關係,受驚受涼了,這是發病的誘因。村醫則說,都怨他沒有好好服用抗病毒藥。“朱老五兄弟5個,除老大兩口,其他弟兄妯娌8個人都賣血感染艾滋病,老三夫婦、老四夫婦都死了,各有2個孩子由老五收養,現在老五一死,等於三家孩子都沒偎頭了。老二家太難,自家都難顧住,他兩口都是艾滋病不用說,他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兒媳也艾滋病,兒媳死罷了,又來一個還是艾滋病。”

朱家最小的兄弟朱老五,死亡時36歲。就在此時此地,我第一次聽到中原民間那個令人心酸心碎的詞語:“偎頭”——朱老五的英年早逝,不單使他自己的一雙兒女沒有了父親,還使他原先扶養照顧的已經先他而去的三哥嫂、四哥嫂家的幾個孩子,也沒了“偎頭”。


年幼的女孩沒了“偎頭”,成了孤兒。

第二天,1月27日,農曆臘月二十八,除夕前一天(這年沒有年三十),我又和村民們一起埋葬了他們的鄉鄰李繼臣。李繼臣兄弟4人,當年全是獻血員,3人感染艾滋病,只有老大年紀太大只賣過全採沒有賣過單採(“單採”是只賣血漿,其它成分回輸給賣血者,感染艾滋病毒的幾率比不須回輸的“全採”高),沒有感染艾滋病。李繼臣是三個艾滋病弟兄中死得最晚的一個。這時候為李繼臣送葬的兒子撫棺呼嚎痛哭不已,兒子和父親一樣,也賣血感染了艾滋病。
這年冬天,尹莊村最年長的李郭氏也去世了。有人說她享年98歲,有人說100歲,回來奔喪的大女兒已經80多歲,她說自己的母親106歲。想來,如果沒有艾滋病,這裏原是長壽之鄉。李郭氏四世同堂,現在除了她的因艾滋病已經死去的兒子,所有孫男弟女都來為她奔喪。李郭氏這些送葬的後人中,老二孫子像他父輩中的老二叔一樣,因為窮娶不起媳婦,叔侄二人都賣血感染了艾滋病,二叔已經死去,在老祖母的葬禮上,這個一輩子打光棍的孫子,顯得格外孤獨落寞。


因爲艾滋病人太多,喪事太多,出殯都不待客了。

李郭氏用一個孫女“轉親”為大孫子換回一個孫媳婦。現在這個為大哥換回嫂子的李郭氏的孫女,也回來為奶奶奔喪。她跟我說,奶奶娘家人很多,待不起客,晌午人家都沒來。現在來人不多,過一會人就多了。村主任李衛華向我解釋說:咱村出殯都不待客了。
——為什麽呢?
艾滋病人太多了,艾滋病牽連的戶數也多,待不起客,所以就都不待客了。大家也都理解這個事,都同情艾滋病村艾滋病病人困難,來,都是幫忙。
——打墓的也不待了?
也不待。一個時期一個時期的情況,……改革了麽!

“禮錢能收千把塊錢,不夠辦喪事,出殯需要2000多元。對他們家是很大負擔了。”旁邊一位村人說。
雖然不待客了,但“禮數得到”。得等娘家人都到了才能出殯,這是這裏“出殯埋人的規矩”。來客中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說是娘家人,他說:“亡人了,得來人。年輕人都打工去了,忙,我就來了。”葬禮開始了,孫男弟女跪倒一片,李郭氏80多歲的大兒子哀哀哭號著“我哩個苦命的親娘哎——”一跪三叩首。墓葬前,一個小小的民間喪葬儀式隊,舉行一個簡單的喪葬告別儀式,頷首屈身向死者默哀致意,跪拜叩首一絲不茍,表達了民間百姓對生命的珍惜、對死亡的敬畏。


村子裏強壯勞力已經不多,每次送葬幾乎是全村出動。

生死患難中最講情義。許多家庭只剩下老幼婦孺,人們相幫相扶著才能把日後的光陰走完。沒有賣過血的村主任一下說不清經自己的手埋葬了多少因為賣血死去的鄉親,他說:“我們村的紅白事我都到場,埋人需要抬棺材,像過年這時候年輕人都回來了還好些,特別到天熱時間,身體好些的都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出力,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不能出力,一出汗就容易發病。我們這些沒有感染病毒的健康人就為死去的人打墓,抬棺材,下葬。”村子裏三、四十歲的強壯勞力已經不多,每次送葬,幾乎是全村出動,“到場的人不少,能出力的人不多,到場是盡心意,每次抬棺打墓的力氣活,差不多都是靠那幾個人。”

每逢發喪,村民小組長都會在村裏吆喝:“埋人哩,老少爺們都來搭把手罷……”無論力氣大小,能到場的都會到場,一起把先走的人“送到地方”。退休老教師朱恒昌手把手教授年輕的孝子送葬的規矩,認真登記鄰里鄉親送上的5元、10元“祭禮”,年長者幫年幼的孩子鏟下第一鍁土,把年輕的父親或者母親安葬。


葬禮桌前,人們向本文作者講述著一個個悲慘的故事。


“人間恰遇英明主……”

那天村口碰到放羊的老教師朱恒昌。他喚住我,送給我一首寫在香煙盒紙背面的詩:

贈訪者
科學滯後頑疾先,
艾滋猖獗人命慘。
新墳連著新墳起,
遺棄老小哭蒼天。
人間恰遇英明主,
派來天使訪災難。
安得玉宇塵埃凈,
萬民頂禮頌德衍。


祭禮單和鄉村知識分子的贈詩。

這首詩顯然是贈給我這個“天使”“訪者”的,一番心意我很感動。但是,我不知道作者為什麽認定是“英明主”派來“天使”。詩的前半部描述“艾滋猖獗人命慘”很真實很具體,他把原因歸咎於“科學滯後”;後半部把解救災難的希望寄予“萬民頂禮”的“英明主”的“德衍”。
朱恒昌當了一輩子鄉村民辦教師,大批民辦教師轉正時,他沒有錢也沒有關係,直到退休也未能轉正,至今身份依然是農民。但這不妨礙他作為鄉村知識分子的角色,他是這裏鄉村民間文化的實際傳承人。他的這種觀念認知,在河南民間社會很有代表性。

河南地處中原,歷史上長期處於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忠君惟上的正統觀念在中原民間社會影響很深,流行至今的“反貪官不反皇帝”正是這種正統觀念的反映。這裏的百姓是很崇上的, 百姓對官,又恨又怕又離不了, 再苦再難再冤屈,他們相信有一個“上層青天”是好的,“會還我們一個公平公道”。因此才會有一次次上訪告狀、包圍地方政府機關要求“答覆”、種種面臨死亡絕境的呼救。但是,這一切卻往往被看做是喪失理智的“對抗”行為。民和官的關係“糾纏”得太緊太深,是中原社會文化中一個很大的特點。

從2004年那個寒冷的冬季,到2009年炎熱的夏天,六個年頭的時間裏,我許多次往返於這個中原大地上的村莊,一次次走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期間去世的有李建軍、李繼臣、李老四、朱老五,還有李長春、李獻臣、李中臣、李留安和留安妻、李松才和他的哥哥、顧艷萍、閻秀榮、花榮、玉花、老歪李鐵印和他的哥哥、朱老五的哥哥朱老二、孟憲友和他的兩個兒子、陳賡兵團的老兵和他的妻子、李春營上吊自殺的父親、李老四的母親、李建軍的母親、孟昭周、王化學……。


本文作者行進在鄉間送葬的隊伍中。

走在鄉間送葬的隊伍中,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體會到一種“歷史感”,我清晰地意識到我正在歷史中行走,我正置身於一場人間災難,一場人類的大事件。行走中我一遍又一遍追問:歷史到底在訴說什麽?我一遍又一遍思考:人類到底在期盼什麽?同時追問自己:你到底為了什麽?
我決定記錄這段我正在親身經歷的歷史,體察它厘清它。記錄歷史為了反思歷史,反思歷史為了不再重蹈覆轍。走過歷史,記錄歷史,書寫真歷史,研究真問題,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照片均爲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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