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推出新著从头反思民主


明镜记者 韩咏津

 

“六四”三十周年来临之际,当年天安门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在明镜出版社推出《渐进民主文集》(续集),既作为他纪念和全面反思这个重大事件的成果,也为人们总结包括“六四”在内的历史教训、重新集结出发,提供思想资源。

 

周舵文集封面
《渐进民主文集》(续集)(周舵著,明镜出版社出版)

提起“绝食四君子”,人们记忆犹新。1989年6月2日,周舵与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四人,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争取学生的信任;6月4日凌晨,在戒严部队围困广场,即将武力清场的千钧一发时刻,前往与戒严部队谈判,并成功动员广场学生和市民和平撤离,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流血悲剧。

作者2010年曾在香港出版过《渐进民主文集》,这本《续集》,是作者2009年至今重要文章的合集,共37篇,达41万余字。

本书给读者提供了哪些研究成果呢?作者说:“简单一句话概括: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

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志士仁人前赴后继苦苦探索的艰巨课题,做过多种尝试,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痛定思痛,周舵力图从源头、从根本上回答这一问题。他说,自己从1989年以来坚持不懈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正本清源,从头说起”。

本书指出,中国目前所处一个“双重转型”的时代——既要完成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又要摆脱1949年引进的法俄现代化模式。但这根本不是什么“必然偶然”之类的哲学空话所能解释的,需要有一整套科学理性的研究来支撑。

作者认为,“中国模式”依然是当今“中国学”学界头号大谜。其本质特征是什么?未来将向何处去?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界迄今为止还没有就中国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论大框架形成共识,都还是多学科分散的,没有建构出一种多学科研究成果之上的“元理论”。

作者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反复阐述,他所主张的“顶层设计”,理论依据就是现代化理论背后的历史演化逻辑,首要的是专制秩序→自由秩序→自由民主秩序“现代化三阶段论”。这是对成功现代化模式即英美自由宪政模式的经验概括。

作者尖锐指出,除英美外的所有大国,都曾经对英美的成功现代化很不服气,都曾经强调本国“特色”,想要独辟蹊径、“弯道超车”,都一一破产。中国的改革开放,无非就是要告别法俄模式的“邪路”,回归英美模式的“正路”。

这部文集强调: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中国变法为什么失败?原因很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明治维新“启蒙之父”福泽谕吉在器物、制度和精神文化(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选择最高层面即思想观念层面入手。而中国完全相反,从器物层面开始,失败了才改制度,又失败了,到“五四”才认识到思想观念、精神文化变革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极左、极右两种极权主义迅猛崛起,反自由宪政的马列主义和纳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成为主流,导致思想启蒙至今难以完成。这一课亟需补上。于是,必然要面对“究竟拿什么来启蒙”的严重问题。

今年72岁的周舵,有相当特殊的人生阅历。1947年3月6日他出生于喜马拉雅山印度一侧噶伦堡,先后在北大附小、清华附中就读。文革中,他在内蒙放过三个月羊,又在河北白洋淀插队七年,其中四年当民办教师。病退回京后,周舵曾在101中学、四中代课,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于光远先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师范学院、中央团校(后改名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国家重点课题研究并担任所长费孝通先生助手。1988年到北京四通集团公司,主管综合计划部,兼管公关部。

“六四”后,1989年6月30日—1990年5月9日,周舵被“收容审查”。1992年底他赴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1994年初回国,发起救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烛光工程”。周舵目前正在从事“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课题研究。已出版和待出版的著作有:《我是反革命》(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年);《渐进民主文集》(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0年);《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即将出版);《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写作中)。

周舵在《渐进民主文集》(续集)中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具有冲击性甚至颠覆性的话题,例如,他将民主分为“好民主”(自由民主)与“坏民主”(民粹民主),揭示迄今许多转型国家民主制度之所以波折不断的误区所在,阐述人类的价值目标中法治、平等、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以及他列出实现这些目标最合理步骤的路线图,等等,相信都会引起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推动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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