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二十年

李锐

一九九二年人大通过三峡提案距今整整二十年了。凡事中国人喜欢五年一小庆,逢十要大庆,三峡这个曾经被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称为创造了无数项“世界之最”的硕大工程,今年在中国却无人提及。倒是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些环境科学家们,在这里举办了“长江三峡大坝研讨会——三峡大坝之后我们学到了什么”,对中国国务院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通过的那份《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作出了回应。这个研讨会的参加者,有美国自己的环境科学方面的专家、环境保护机构的官员,有加拿大环境保护组织“探索国际“的学者,有日本的学者,更重要的是,大会组织者费劲周折申请到一笔经费,邀请了十几位来自大陆的各方人士——有赞成三峡的,有反对三峡的,参加了这个研讨会。会议共有十三个专题发言,涵盖了三峡工程纵览、长江洪水问题,三峡工程竣工后对大坝以下河床、水质、鱼类、地质(滑坡、地震),生态、周边自然、人文环境各方面的影响,等等。大陆来的发言者,除了戴晴是研讨会特邀的午餐时间客座发言人外,都是大陆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一定声誉或地位的学者、人士。研讨会最后一位发言的是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任星辉,他的发言题目是 “三峡是谁的工程?”。这个极为年轻的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对三峡工程提出探讨,引起数位出席研讨会大陆人士的质疑、有的甚至表示了十分的愤慨,认为他的发言谈的是政治而不是科学,凸显出三峡工程在大陆从经济角度进行科学研究的严重缺失,令人切肤地感到大陆目前的“市场经济”真正是个跛子国策。
研讨会期是两天,四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我有幸参与此会,要感谢戴晴。本来研讨会的开篇讲演,主办单位是选定她来作的。这么多年,为了阻止三峡工程的上马,戴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三峡上马直至竣工,她始终没有放弃对它的关注,对它建成后的一系列问题、严重的问题、可怕的问题,穷追不舍,显示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勇气和坚韧。记不清是哪一年,戴晴因三峡问题获得一个国际环境组织的大奖,有人跑到我父亲那里去说:怎么是戴晴,应该是您获奖才对。老头儿说:我虽然也反对三峡,但是戴晴在国际上起的作用我比不了。这次戴晴却偏要我父亲来做这个开篇讲演,说:我算什么呀,李锐来做才最对、最棒了!当知道四月十三日恰恰是老头子满九十五岁的生日时,她更加坚持,不但要李锐替代她,还怂恿我参会,用英文向会议宣读父亲的讲稿,说:这是你一生一次的机会,决不能错过。我因此参加了。
那天,大荧幕上是阳光卫视的王利波先生和同事们事先制作好的父亲朗读他的讲稿的录像,还有父亲青年时代形象的闪回,他跟水电有关的照片和三峡背景,我在一侧的讲台上替父亲唸稿。会间休息时,国际河流组织的政策主管,瑞士人白好德先生特意走到我身边自我介绍,说没想到能看到李锐的画面和听到他的讲演,今天又恰恰是他九十五岁的生日,太不可思议了,太令人激动了,让我一定转达他对我父亲的生日问候。我在湾区的两个朋友石皖阳和吴遇也特意赶来参会,算是给老头子的生日捧场,皖阳是下了夜班直接坐地铁来的。大会的协办组织之一,加拿大探索国际的执行会长阿达姆斯女士告诉我,他们会将老头子的英文发言稿放在四月十三日这天他们的英文网站上,作为给李锐生日的礼物。他们还在会场外的报到桌上放了很多份李锐的发言稿,开会不久,就一份不剩了。我替老头子高兴,多少年了,他在大陆被禁声,在这里却有如此多的人关注他对三峡问题的看法,倾听他的声音。
三峡是父亲牵肠挂肚了五十五年的事情,舍不下,丢不了。继母告诉我,一九九二年人大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三峡上马提案那天,她陪老头子在家旁边的马路上久久散步,老头子伤感之至:怎么得了!将来对子孙如何交代?事至此,大局已定,老头子仍想挽回,继续上书。最后一次上书是三峡开工后一年寄给朱镕基的,说三峡现在还没有做什么工作,停下来还来得及,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丹江口、葛洲坝都因设计问题,停过工。三峡事体太大,还是停下来再细细议过吧。后来朱镕基打来电话,说是跟总书记江泽民说了,江让转告:顾全大局,以后不要再说反对的话了。老头儿从此能做的就是交代自己的外孙女巴筱忙:将来三峡出了事情,你要记住你的外公是坚决反对的,至死都反对。
去年三峡终于蓄水到设计水位:175米。很多估计到,没有估计到的事情都出现了。父亲在他的讲稿里说:“令人痛心的是,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还要危险。”与会的一位学官也承认,三峡大坝以下因卸沙量的减少,造成对河床的掏涮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话说得很轻飘。真是印证了茅于轼先生在一九八九年文章里说的:“三峡工程的论证会,几百名专家对工程又要付什么责任呢?也没有规定有什么责任。在谁都不负责任的情况下,作出的论证并根据这个论证来作决策,真是太危险了。”
“学官”是这次开会,我从大陆来的与会学者那里知道的一个新名词。我向传知行研究所的那位年轻研究员任星辉请教:大陆来的人中,有些人一看就是知识分子的模样,像范晓先生、陈国阶先生,有一种儒雅、沉稳和实在的风度。可是有些人,英语呱呱叫,比范晓先生强多了(他读、写能力佳,但是听、说能力不好),讲演中也是列出一串串的数据,图片做得很有条理,显示出一定的能力和水准,可我怎么就是觉得他们不像学者,而更像官僚呢?任星辉告诉我:国内管这样的人叫学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备一定的学术能力,但是他们首先确保的是自己能够在体制内舒服地生存,如果发现自己的研究方向显然与上峰的意图不符,他们会非常自觉地纠正自己。说得直白一点:他们做学问的目的是以寻求仕途为目标的;说得悲催一些,他们只是为了多赚点课题费而已。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跟一些与会的大陆学者在私下里谈,他们对三峡工程的负面效应的结论斩钉截铁,所作讲演提供的数据也支撑着他们的结论。但是他们在台上讲演时,在展示了一系列的数据和图表之后,写在幻灯片上的结论语言却是:“xxx现象不能肯定是三峡大坝造成的。”这令与会的外国学者大惑不解,向我询问:“我听糊涂了,他们的话怎么绕来绕去的?明明大坝蓄水之前和大坝蓄水之后的数据证明那些糟糕的现象主要是三峡大坝造成的,怎么结论却是:‘不能认为是三峡大坝造成的’呢?”我也无法回答,说:我跟你一样,也让他们弄糊涂了。向范晓先生请教,他说:因为三峡大坝是政府支持的工程,与政府唱反调,说三峡大坝的坏话,是要十分谨慎的。大会召集人菲利普先生问:那你范晓为什么就跟他们不一样呢?你一是一、二是二,数据对比证明洞庭湖、鄱阳湖的干枯,鼠災、荆江河段河床的加深……等等现象,是三峡大坝造成的。你怎么就敢于面对事实和数据下结论,不绕弯呢?范晓笑了:研究结果是什么,我就说什么,没有必要回避嘛?陈国阶先生说,我早就想开了,不再想当那个什么院士。只有那些跟着他们跑,听他们话的人才能当上。钱正英都是工程院士了,那个头衔还有什么意思。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两名三峡主上派,有着较高政府行政官阶的报告人,讲的还是几十年前的陈词:上三峡是为了防洪,它的防洪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展示的还是: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治国方略中就提出过要修三峡(不提孙中山修三峡仅仅是为了减少险滩,改变通航条件),历史上几次长江洪水的照片,一九五四年武汉大水的照片。我提问说:“您的照片不全面,应该把去年重庆洪水淹到朝天门的照片也放上。您说三峡大坝之后长江就不受洪水之害了,那去年四川的洪水如何解释呢?”他回答:“这确实是个问题,三峡水库的泥沙沉积是会抬高重庆的水位,加大洪水危害,我们正在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如此回答,穷追猛打已无意义。会间休息,一位学官模样的大陆学者主动走到我身边解释:“您刚才的问题是因为三峡大坝的防洪效应只对大坝以下的荆江河段起作用,对上游是不会起作用的。”我问:“为了解决湖北的洪水,抬高大坝上游的水位,让四川人挨淹,这样以邻为壑的作法对吗?有道理吗?”他不回答我,顾左右而言它了。会前头一天晚上,遇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副总工程师程博士,他知道我是李锐的女儿后,主动表示对李锐十分敬佩。我就不客气地问:“修建三峡为了防洪,一九五四年长江大水,其实武汉的水位比你们所说的三峡要防御的一八八七年千年一遇的洪水水位还高二米,只死了四千多人;但是只为防洪而建的河南板桥等水库垮坝,一次淹死了二十五万人。到底是堤防防洪危险还是水库防洪危险呢?”他纠正我:一九五四年死人不是四千,而是四万。我说:“好,就是四万,四万也只是二十五万的零头。”他不理我了。我也知趣,不再因为那句“对李锐前辈十分尊重”,而推心置腹地继续跟他讨论。
很可惜,我没能参加十四日的会议和那天下午的开放讨论。听戴晴后来跟我说,十分精彩。陈国阶、任星辉的发言精彩,一些大陆学者的“群起攻之”也颇有看头;菲利普教授对范晓的提问精准,范的回答明确,一些大陆学者对范晓结论数据的“研讨”也十分“有趣”。有幸的是,研讨会举办方准备将大会的发言稿以及会上的讨论都集结在一起,出一本这次研讨会的文集,香港的一家出版社已表示鼎力支持,允诺出版。我期待着,相信也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普通中国公民期待着这本书的问世,让我们知道三峡建成之后,中国、中国国民正在面临的是什么。
我无幸在研讨会上提出我的问题,借此文章,补上我的一个问题:三峡上马的“有功之臣”、前三峡省筹备组长,有名的“就地后靠种橘子”开发性移民策略的倡导人李伯宁先生,当年非要建三峡不可的最有力的一个理由是:荆江大堤千疮百孔,再来一次一八八七年那样千年不遇的洪水必然坍塌,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暂且不论“千疮百孔”是否属实,就算李伯宁先生说的没错,他认为修建三峡大坝后就可将长江洪水拦在大坝之后,也是事实,这样就减轻了荆江大堤的负担。但是根据范晓先生在会上提供的数据,与会学官们也承认的事实:大坝建成之后,下泻泥沙大量减少,长江水变清,流速加快,对荆江河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切割,目前已比建坝前加深了六米;陈国阶先生补充:不但冲深河床,荆江多弯道,清水对荆江大堤的一侧产生正面冲刷,将泥沙反向推至另一侧形成堆积,造成江水进一步地弯转加大冲击力,如此数年后荆江河道毕然越来越紊乱,那时的冲刷模式不可预测。也就是说,摆在眼面前的事实是:本应减轻荆江大堤负担的三峡大坝,实际成了李伯宁先生称作已经“千疮百孔”的荆江大堤的一名新杀手。荆江大堤及两岸居民,非但未因三峡大坝的建立得以喘息,反而每日、每月都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伤害,真正是日履薄冰、日临深渊。这个道理,任何一个有基本文化知识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李伯宁先生很幸运,已经过世,不必面对这个尴尬。但是不知坚持三峡工程是“解决长江洪水唯一选择”的那些仍然活着的人,我不问小人物,只问两院院士钱正英、张光斗:你们如何作答?
一个专制的政党,可以禁止一切跟它有不同意见的人发声,或者把他/她送入监狱,但是党再强悍,它也没有力量建成一个监狱将大自然关在里面。大自然是无情的,你不顺应她,硬要跟她对着干、制服她,那你面临的必将是灭顶之灾。
大自然留给共产党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现任国家主席,现任总理远离大坝,三峡大坝合拢都不曾亲临现场,参加庆典,以摆脱与三峡可能出问题的干系。试问,这样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吗?一九五二年父亲到水电工程局上任伊始,碰到黄坛口工程施工出现地质问题。这个项目的上马与他根本没有关系,中央纪委却找他问罪,《人民日报》毫不留情地发表社论大加批评。他没有丝毫解释和推卸,承担起解决问题,补救工程的责任。与苏联专家现场勘查,一起制定了方案,将大坝在左岸拐了一个弯,与结实的岩层接了头。黄坛口至今仍在运行。我不是因为李锐是我的父亲而夸赞他,我要说的是,共产党建国初期是有这样一批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有担待,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干部的。但是五十年来经过无数次政治运动,优汰劣胜,剩下的只是些庸碌无为之辈。面对三峡大坝的后患,国务院制定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是否能够让真正的科学家出来担纲,而不是任命学官主持这一工程?是否能真正地听取选民的呼声,将这一工程切实办好,将三峡大坝的危害尽量地减缓、减小,拯救我们的母亲河,不让巨额投资又进了那些贪官污吏的钱袋?老实说:胡温无望!
让我们这些草民百姓退一万步跟“领导我们事业”的党的第五代商谈:你们要对百姓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你们不能再以为三峡不是你这一届干的,跟你没关系,撒手不管。你们要刻不容缓地去那里实地看看,看看移民们的苦难,看看大坝前每日堆积如山的垃圾,看看库区那六百公里丑陋的消落带,看看地质监测站每日收集到的地震数据,看看大坝以下河床的泥沙携带数据,看看洞庭湖、鄱阳湖因为长江河床加深已失去回补的水源,看看长江入海口收集到的水样的化验结果……。我们先不讲普世价值,不讲媒体开放、解除党禁、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我们只要你对自己统治的子民仅怀一丝慈爱,尚存一息良心。
一九七九年一月,我陪同刚刚平反回到北京,住在招待所的父亲晚上出来散步,遇到一位三峡的主上派,我问他为何要上三峡,他豪情满怀,翻来覆去地只有一句话:“此时不上,更待何时?!”现在这个话要用在三峡后续工程上了:时不待我呵!快点呵,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201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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